司马光乞合两省为一札子

乞合两省为一札子

　　〔元祐元年与三省同上〕

　　臣等闻三王不相袭礼，五帝不相沿乐。况国家设官分职，张立治具，上下相维，修饰明备，何所愧于汉、唐，何必事事循其陈迹，而失当今之宜也？谨案西汉以丞相总百官，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。光武中兴，身亲庶务，事归台阁，尚书始重，而西汉公卿稍已失职矣。及魏武佐汉，初建魏国，置秘书令，典尚书奏事。文帝受禅，改秘书为中书，有令有监，而亦不废尚书。然中书亲近，而尚书疏外矣。东晋以后，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，多与之议政事，不得任中书，于是又有门下，而中书权始分矣。降及南北朝，大抵皆循此制。

　　唐初，始合中书、门下之职，故有“同中书门下三品”、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”其后又置政事堂，盖以中书出诏令，门下掌封驳，日有争论，纷纭不决，故使两省先于政事堂议定，然后奏闻。开元中，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，自是相承，至于国朝，莫之能改。非不欲分也，理势不可复分也。向日所谓中书者，乃中书门下政事堂也。

　　唐末，诸司使皆内臣领之，枢密使参预朝政，始与宰相分权矣。降及五代，改用士人，枢密使皆天子腹心之臣，曰与议军国大事，其权重于宰相。太祖受命，以宰相专主文事，参知政事佐之；枢密使专掌武事，副使佐之。自是以来，百有余年，官师相承，中外安帖。百司长官及诸路监司、诸州长吏皆得专达，或申奏朝廷，或止申中书、枢密院。事大则中书、枢密院进呈取旨，降敕札宣命指挥；事小，则批状直下本司、本路、本州、本人。故文书简径，事无留滞。

　　神宗皇帝以唐自中叶以后，官职繁冗，名器紊乱，欲革而正之，诚为至当。然但当据今日之事实，考前世之讹谬，删去重复，去其冗长，必有此事，乃置此官，不必一依唐之《六典》，分中书为三省，令中书取旨，门下覆奏，尚书施行。凡内降文书及诸处所上奏状、申状至门下、中书省者，大率皆送尚书省。尚书省下六曹，六曹付诸案勘当，检寻文书，会问事节，近则寺监，远则州县，一切齐足，然后相度事理，定夺归着，申尚书省，尚书省送中书取旨。中书既得旨，送门下省覆奏画可，然后翻录下尚书省，尚书省复下六曹，方符下诸处。以此文字繁冗，行遣迂回，近者数月，远者踰年，而未曾结绝。或四方急奏待报，或吏民辞讼求决，皆困于留滞。又本置门下省，欲以封驳中书省录黄、枢密院录白，恐有未当。若令举职，则须日有驳正，争论纷纭，执政大臣遂成不协。故自置门下省以来，驳议甚少。又门下不得直取旨行下，虽有驳议，必须却送中书取旨。

　　中书，或不舍前见，复行改易。又内批文字及诸处奏请，多降付三省同共进呈，则门下之官已经商量奏决，若复有驳正，则为反复。近日中书文字有急速者，往往更不送门下省，然则门下一官，殆为虚设，徒使吏员倍多，文书繁冗，无益于事。臣等今众共商量，欲乞依旧令中书、门下通同职业，以都堂为政事堂。每有政事差除及台谏官章奏，已有圣旨三省同进呈外，其余并令中书、门下官同商议签书施行。事大则进呈取旨降敕札，事小则直批状指挥，一如旧日中书、门下故事。并两省十二房吏人为六房，同共点检钞状，行遣文书。若有溢员，除拣选留住外，并特与减三年出职；不及三年应出职者，与减磨勘年限。若政事有差失，委给事中封驳；差除有不当，委中书舍人封还词头。又两省谏官皆得论列，则号令之出，亦不为不审慎矣。如此，则政事归一，吏员不冗，文书不繁，行遣径直，于先帝所建之官，并无所变更，但于职业微有修改。欲令于事务时宜差为简便。其委曲条目，并候得旨允许，续议修立。取进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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