乞去新法之病民伤国者疏_司马光

乞去新法之病民伤国者疏

　　月日，资政殿学士·太中大夫·上柱国臣光，谨昧死再拜，上疏大皇太后陛下、皇帝陛下：

　　臣窃见先帝聪明睿智，励精求治，思用贤辅，以致太平，委而任之，言行计从，久莫能间。虽周成王之任周公，齐桓公之任管仲，燕昭王之任乐毅，蜀先主之任诸葛亮，殆不能及。斯不世出之英主，旷千载而难逢者也。不幸所委之人，于人情物理多不通晓，不足以仰副圣志，又足己自是，谓古今之人皆莫已。如。不知择祖宗之令典，合天下之嘉谋，以启迪清衷，佐佑鸿业，而多以己意轻改旧章，谓之“新法”，其人意所欲为，人主不能夺，天下莫能移。与之同者，援引登青云；与之异者，摈斥沉沟壑。专欲遂其很心，不顾国家大体。人之常情，谁不爱富贵而畏刑祸？

　　于是缙绅大夫，望风承流，竞献策画，务为奇巧，舍是取非，兴害除利。名为爱民，其实病民；名为益国，其实伤国。作青苗、免役、市易、赊贷等法，以聚敛相尚，以苛刻相驱，生此厉阶，迄今为梗。又有边鄙之臣，行险徼幸，大言面欺，轻动干戈，妄扰蛮夷。夫兵者，国之大事，废兴存亡，于是乎在。而其人苟营一身之官赏，不顾百姓之死亡，国家之利病，轻虑浅谋，发于造次。御军无法，仅同儿戏。深入敌境，坐守孤城，粮运既竭，狼狈奔溃。筑寨极边，功犹未毕，轻敌不备，阖城塗地。使兵夫数十万，暴骸于旷野，资仗巨亿，弃捐于异域。又有生事之臣，欲乘时干进，建议置保甲、户马、保马，以资武备；变茶、盐、铁冶等法，增家业、侵街、商税等钱，以供军须。遂使九土之民，失业困穷，如在汤火。此皆群臣躁于进取，惑误先帝，使利归于身，怨归于上，非先帝之本志也。

　　臣荷先帝大恩，常思报効。向在朝廷之时，屡言新法非便，触忤权贵，冒犯众怒，争辨非一。先帝怜其孤忠，不以为罪，仍蒙宠擢，寘之枢廷。臣以所言未行，力辞不受。臣非恶富贵而好贫贱，正欲感寤先帝，知臣为国不为身，庶几采纳狂瞽，使百姓获安，基图永固而已。既又自乞冗官，退伏闾里，虽身处于外，区区之心，晨夕寤寐，何尝不在先帝之左右？所以不敢自赴阙廷如此之久者，亦犹辞枢廷之志也。熙宁七年，历时不雨，先帝遇灾而惧，深自刻责，诞布诏书，广开言路。臣当是时，不胜踊跃，极有开陈。而建议之臣，知所立之法不合众心，天下之人必尽指其非，恐先帝觉寤，而己受误国之罪，伏欺罔之刑。乃劝先帝继下诏书，言新法已行，必不可动。臣之所言，正为何法？若《新法》不动，臣尚何言！自是闭口不敢复预朝廷论议，十有一年矣。

　　然每睹生民之愁怨，忧社稷之阽危，于中夜之间，一念及此，未尝不失声拊心也。葵藿之志，犹望先帝一赐召对，访以外事，得吐心极言，退就斧钺，死无所恨。不意上天降祸，先帝升遐，臣之寸诚，无由披露，郁抑愤懑，自谓终天。及奔丧至京，乃蒙太皇太后陛下特降中使，访以得失。是臣积年之志，一朝获伸，感激悲涕，不知所从。顾天下事务至多，臣思虑未熟，不敢轻有条对，但乞下诏，使吏民皆得实封上言，庶几民间疾苦，无不闻达。既而闻有旨罢修城役夫，撤诇逻之卒，止御前造作，京城之人，已自欢跃。及臣归西京之后，继闻斥退近习之无状者，戒饬有司奉法失当、过为烦扰者，罢物货专场及民所养户马，又宽保马年限，四方之人，无不鼓舞。圣德传布，一日千里，颂叹之声，如出一口，溢于四表。乃知太皇太后陛下深居禁闼，皇帝陛下虽富于春秋，天下之事，靡不周知，民间众情，久在圣度，四海群生，可谓幸甚。凡臣所欲言者，陛下略已行之，臣稽慢之罪，实负万死。

　　夫为政在顺民心，苟民之所欲者与之，所恶者去之，如决水于高原之上以注川谷，无不行者。苟或不然，如逆阪走丸，虽竭力以进之，其复走而下可必也。今新法之弊，天下之人无贵贱愚智皆知之，是以陛下微有所改，而远近皆相贺也。然尚有病民伤国，有害无益者，如保甲、免役钱、将官三事，皆当今之急务，厘革所宜先者。臣今别具状奏闻，伏愿决自圣志，早赐施行。议者必曰：“孔子称孟庄子之孝，其它可能也，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，是难能也。”又曰：“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”彼谓无害于民，无损于国者，不必以己意遽改之耳。必若病民伤国，岂可坐视而不改哉？《易》曰：“干父之蛊，有子，考无咎。”《象》曰：“干父之蛊，意承考也。”蛊者，事有蛊弊而治之也。“干父之蛊”，迹似相违，意则在于承继其业，成父之美也。

　　又曰：“裕父之蛊，往见吝。”《象》曰：“裕父之蛊，往未得也。”裕者，饶益之名也。若不忍违异，益父之过，往而不返，未为得宜也。昔汉文帝除肉刑，斩右趾者弃市，笞五百者多死。景帝元年即改之，笞者始得全。武帝作盐铁搉酤均输等法，天下困弊，盗贼群起。昭帝用贤良文学之议而罢之，后世称明。唐代宗纵官官公求赂遗，置客省拘滞四方之人。德宗立未三月，悉禁止罢遣之，时人望致太平。德宗晚年有宫市五坊小儿暴横为民患，盐铁月进羡余，顺宗即位皆罢之，中外大悦。是皆改父之政而当者，人谁非之哉。况先帝之志本欲求治，而群下干进者竞以私意纷更祖宗旧法，致天下籍籍如此，皆群臣之罪，非先帝之过也。

　　为今之计，莫若择新法之便民益国者存之，病民伤国者悉去之，使天下晓然知朝廷子爱黎庶之心，吏之苛刻者必变而为忠厚，民之离怨者必变而为亲誉，德业光荣，福祚无穷，岂不盛哉！夫天子之孝，在于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亲，傥措置如此，欢心孰大焉？事亲孰备焉？不然，今幅员之内，所在嗷嗷，有倒垂之急，延颈倾耳，以俟改法，庶得苏息。

　　若朝廷不以为意，日复一日，万一遇数千里之蝗旱，公私匮竭，无以相救，失业之民，蜂起为盗，安知无奸雄乘之而动，则国家有累卵之危。申屠刚曰：“未至豫言，固常为虚，及其已至，又无所及。”朝廷当此之际，解兆民倒垂之急，救国家累卵之危，岂暇必俟三年然后改之哉？况今军国之事，太皇太后陛下权同行处分，是乃母改子之政，非子改父之道也，何惮而不为哉？惟圣明裁察。

　　臣光昧死再拜上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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