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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订礼记纂言序


  元儒临川吴氏三礼之学,惟戴记纂言为当,高安朱公可亭重订焉。辨析开阐,自为之说者,其多与吴氏等,而精密则过之。其书行世久矣,而必欲余为之序,盖公抱疾数年,惟经学为孜孜,时与余商论,而见谓微有知也。

  余尝怪诗、书所传,出于唐虞三代之卿相者十八九,而汉唐以后,以经学相承者皆憔悴专家之儒,卿相则无一有焉。其能者不过于诗赋辞章得其崖略而已。盖古之人必德之盛、学之优,然后任此位。后世或以勋劳,或以地势,又其次则科举之士,累日积久以致之,则其心不能专,而日有不暇给,固其宜也。惟本朝安溪李文贞公周易通论、尚书洪范传,所见有进于前儒者,而近复见公此书及仪礼节略,盖二公于诸经皆沉潜反复,务究其所以云之意,而二书尤平生精力所专注,宜其可以逾远而存也。

  李公早岁登甲科,五十以后,始开府于畿南。其在中朝,皆文学侍从之官,其于讲学治经,固宜宽然有余。而公自翰林出为县令,遍历烦剧,以晋大府,使众人当之,宜无晷刻之暇,而能深探乎礼意若此。盖公自承亲事君,以及治家交友,皆应乎礼经。惟其有之,是以似之,故所得不可以恒情测也。抑吾因此有感焉。自圣祖仁皇帝笃好周易、尚书,竟世讲诵不辍。圣上继序郊庙,礼器冠服差等,多依古礼经,制诏所颁,常引周官之法度,而二公各应期而以经学鸣。《记》有之:“天降时雨,山川出云。”是以生甫及申,推本以为文武之德。

  故余因序是书而并发斯义,俾后公而生者,益忾乎有志于诸《经》未发之覆也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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