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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昌孝经序


  (代)

  不艳于利,不怵于害,生有不取,而死有不去,此士大夫之所谓奇节美行也。然观春秋内外传所纪,厮舆贱士,往往确然必伸其所志,而以死生利害为甚轻。盖先王之道,有以立民之命,其渐之也深,虽更衰乱,而其流不息如此。自战国、秦、汉以来,士君子之族,正谊明道,而不杂于功利,千百年数人而已。北宋诸儒之兴,始卓然有见于人性之本,而深探先王以道立民之意。其言善之当为,未有及其利者也;言不善之当去,未有及其害者也。使人皆得其利以为善,恶其害而不为不善,则世亦可庶几于治。而君子之为说,断然不出于是者,以为不正其本,则当天道之驳而不应,而人事之可以冒得而苟免也,其为善之心可易以趋利而为不善;去不善之心,可易以避害,而无术以移之。

  朱子有言:“今之学者,割股庐墓,皆为为人。”呜呼!非穷理尽性而能为是言与?余令上元踰年,邑人汪珂刊其所藏文昌孝经,而请序于余。发之,则明宰相邱公濬、王公鏊所传述也。谓宋西山真氏盖深取焉,而自叙为诸生得第之事,以为神明之应。呜呼!其信然与!孝之道,传所载孔子、曾子之言备矣。二公以文儒遭时行志,有教化之责,固宜明先王之道,使民尽性以立其命者也。而区区于是,岂好事者所托而非其真与?舍圣人贤人之言而征诸鬼神,取人所自尽之孝而论其感应,吾知真氏之必无取于是也。虽然,世之知命而不惑者鲜矣。无所慕而为善,无所畏而不为不善,士君子之族,其果能是哉?而令之职,民无秀顽,皆当训之以道。

  是编所载,通明易晓,虽山农野老、妇人小子,皆能讽于口,入于耳,而动于心。有欲布之余,安得而阻其意也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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