范仲淹上执政书

上执政书

　　天圣五年月日，丁忧人范某，谨择日望拜上书于史馆相公、集贤相公、参政侍郎、参政给事：

　　某居亲之丧，上书言事，踰越典礼，取笑天下，岂欲动圣贤之知，为身名之计乎？某谓“居丧越礼，有诛无赦”，岂足动圣贤之知耶？矧亲安之时，官小禄薄，今亲亡矣，纵使异日授一美衣，对一盛馔，尚当泣感风树，忧思无穷，岂今几筵之下，可为身名之计乎？不然，何急急于言哉？盖闻忠孝者，天下之大本也。其孝不逮矣，忠可忘乎？此所以冒哀上书，言国家事，不以一心之戚，而忘天下之忧，庶乎四海生灵，长见太平。况今圣人当天，四贤同德，此千百年中言事之秋也。

　　然圣贤之朝，岂资下士之补益乎？盖古之圣贤，以刍荛之谈而成大美者多矣，岂俟某引而质之？况儒者之学，非道不谈，某敢企仰万一，因拟议以言之，皆今易行之事，其未易行者，某所不言也。恭惟相府居百辟之首，享万钟之厚，夙兴夜寐，未始不欲安社稷，跻富寿，答先帝之知，致今上之美。况圣贤存诚，以万灵为心，以万物为体，思与天下同其安乐。然非思之难，致之难矣。某窃览前书，见周汉之兴，圣贤共理，使天下为富为寿数百年，则当时致君者功可知矣。周汉之衰，奸雄竞起，使天下为血为肉数百年，则当时致君者罪可知矣。李唐之兴也，如周汉焉；其衰也，亦周汉焉。自我宋之有天下也，经之营之，长之育之，以至于太平，累圣之功，岂不大哉！然否极者泰，泰极者否，天下之理如循环焉。惟圣人设卦观象，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，非知变者，其能久乎？此圣人作《易》之大旨，以授于理天下者也，岂徒然哉！

　　今朝廷久无忧矣，天下久太平矣，兵久弗用矣，士曾未教矣，中外方奢侈矣，百姓反困穷矣。朝廷无忧，则苦言难入；天下久平，则倚伏可畏。兵久弗用，则武备不坚；士曾未教，则贤材不充。中外奢侈，则国用无度；百姓困穷，则天下无恩。苦言难入，则国听不聪矣；倚伏可畏，则奸雄或伺其时矣；武备不坚，则戎狄或乘其隙矣；贤材不充，则名器或假于人矣；国用无度，则民力已竭矣；天下无恩，则邦本不固矣。傥相府思变其道，与国家盘固基本，一旦王道复行，使天下为富为寿数百年，由今相府致君之功也。傥不思变其道，而但维持岁月，一旦乱阶复作，使天下为血为肉数百年，亦今相府负天下之过也。

　　昔曹参守萧何之规，以天下久乱，与人息肩而不敢有为者，权也。今天下久平，修理政教，制作礼乐，以防微杜渐者，道也。张华事西晋之危，而正人无徒，故维持纪纲，以延岁月，而终不免祸，以大乱天下。今圣人在上，老成在右，岂取维持之功，而忘盘固之道哉？某窃谓相府报国致君之功，正在乎固邦本，厚民力，重名器，备戎狄，杜奸雄，明国听也。固邦本者，在乎举县令，择郡守，以救民之弊也。厚民力者，在乎复游散，去冗僣，以阜时之财也。重名器者，在乎慎选举，敦教育，使代不乏材也。备戎狄者，在乎育将材，实邉郡，使夷不乱华也。杜奸雄者，在乎朝廷无过，生灵无怨，以绝乱之阶也。明国听者，在乎保直臣，斥佞人，以致君于有道也。

　　夫举县令、择郡长以救民之弊者，何哉？某观今之县令，循例而授，多非清识之士。衰老者为子孙之计，则志在苞苴，动皆徇已；少壮者耻州县之职，则政多苟且，举必近名。故一邑之间，簿书不精，吏胥不畏，徭役不均，刑罚不中，民利不作，民害不去，鳏寡不恤，游墯不禁，播蓻不增，孝悌不劝。以一邑观之，则四方县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，而望王道之兴，不亦难乎？某恐来代之书论得失者，谓相府有不救其弊之过矣，如之何使斯人之徒为民父母，以困穷其天下？又朝廷久有择县令、郡长之议而不遂行者，盖思退人以礼，不欲动多士之心，故务因循而重改作也，岂长世之策哉！

　　傥更张之际，不失推恩，又何损于仁乎？今约天下令录，自差京朝官外，不过千数百员。自来郊天之恩，鲜及州县。若天下令录，自大礼以前满十考者，可成资日替与职官；七考以上，可满日循其资俸，除录事参军，则县令中昬迈常常之流，可去数百人矣。盖职官、录事参军不甚亲民，为害亦细。此谓退人以礼，士岂有怨心哉？其间课最可尚，论荐颇多，俟到铨衡，别议畴赏。前既善退，后当精选。其判司簿尉，不由荐举，初入令录之人，并可注录事参军。如无员阙，可授大县簿尉，仍赐令录之俸。其曾任令录有过该恩合入本资者，可依初入之例。颁此数条，入令者鲜，然后委清望官于幕职判司簿尉中历三考以上，具理绩举充。其川、广、福建县令，可委转运使等就近于判司簿尉中举移，庶从人便。若此后诸处县令特有课最可旌尚者，宜就迁一官，更留三载，庶其宣政者可以成俗，其侥幸者自从朝典。如此行之，三五年中，天下县政可澄清矣。愿相府为天下生灵而行之，为国家盘固基本而思之，不以听刍荛为嫌而罢之，则天下幸甚幸甚。

　　某又观今之郡长，鲜克尽心，有尚迎送之劳，有贪燕射之逸，或急急于富贵之援，或孜孜于子孙之计，志不在政，功焉及民。以狱讼稍简为政成，以教令不行为坐镇，以移风易俗为虚语，以简贤附势为知几。清素之人，非缘嘱而不荐；贪黩之辈，非寒素而不纠。纵胥徒之奸克，宠风俗之奢僭。况国有职制，禁民越礼，颁行已久，莫能举按。使国家仁不足以及物，义不足以禁非，官实素餐，民则菜色。有恤鳏寡，则指为近名；有抑权豪，则目为掇祸。苟且之弊，积习成风，俾斯人之徒，共理天下，王道何从而兴乎？某恐来代之书论得失者，亦谓圣朝有不救其弊之过矣。

　　然朝廷以黜陟郡长为难者，官有定制，不欲动摇，惧其招怨谤而速侥幸尔。故知县两任，例升同判；同判两任，例升知州。奈何在下之时，饰身修名，邀其清举；居上之后，志满才乏，愆于素持，止能偷安，未至覆餗。故贤愚同等，清浊一致。此乃朝廷避怨于上，移虐于下，俟其自败，民何以堪？故郑庄公伺共叔之自弊，而春秋罪焉，以其长恶也。《易》曰：“履霜坚冰至。”由辨之不早辨也。此圣人昭昭之训，岂用于先王而废于今日者哉！

　　近年诸处郡长以赃致罪者数人，皆贯盈之夫，久为民患，如此之类，至终不败者，岂止数人而已乎？虽转运使、提点刑狱职在访察，其如位望相亚，怨仇可敌，非致败露，鲜敢发明，宜乎论道之间，激扬天下。古者天子五载一巡，皇上疑命，于今六载矣，以军国重大，未可行远古之道。今郊礼之余，宜宣大庆，可于两制以上，密选贤明，巡行诸道，以兴利除害，黜幽陟明。舒惨四方，岂同常务？可命御史严谕百僚，与出使之官，绝书刺往还之礼，仍翌日首涂，以禁请托。苟利天下，大体何伤？所出使之官，宜以“宣庆”为名，安远听也。其诸道知州、同判，耄者、懦者、贪者、虐者，轻而无法者，堕而无政者，皆可奏降，以激尸素。又四方得以上闻，未举巡守之礼，而遣观风之使，非不典也。然后委清望官，于朝臣同判中举诸郡长，于朝臣知县中举诸同判。今后同判之官，非著显效及有殊荐，虽或久次，止可加恩，郡国之符，不当轻授。其知县之人入同判者，宜比此例。如此行之，天下郡政，其滥鲜矣。

　　今一司一务，犹或举官，一郡之间，生灵数万，反可轻授于人乎？愿相府为天下生灵而行之，为国家盘固基本而行之，不以听刍荛为嫌而罢之，天下幸甚幸甚。某前所谓“官有定制，不欲动揺，惧其招怨谤而速侥幸”者。两宫圣人临轩命使，激扬善恶，澄清天下，何怨谤之有乎？自兹以降，非举不授，举官之责，厥典非轻，何侥幸之有乎？如所举之人果成异政，则宜旌尚举主，以劝来者。圣朝未行此典，盖亦阙矣。县令长既得其才，然后复游散去冗僭，以阜时之财者，何哉？某观天下榖帛，厥价翔起，议者谓生灵既庶使之然矣。

　　某谓生者既庶，则作者复众，岂既众之为累哉？盖古者四民，秦汉之下，兵及缁黄共六民矣。今又六民之中，浮其业者不可胜纪，此天下之大蠹也。士有不稽古而禄，农有不竭力而饥，工多奇器以败度，商多奇货以乱禁，兵多冗而不急，缁黄荡而不制。此则六民之浮不可胜纪，而皆衣食于农者也，如之何物不贵乎？如之何农不困乎？某谓谷帛之贵，由其播蓻不增，而资取者众也；金银之贵，由其制度不严，而器用者众也。或谓资四夷之取而使之，然则山川之所出与恩信之所给，自可较之，非某所敢知也。今议更张之制，繁细非一，某敢略而陈之。

　　夫释道之书，以真常为性，以清净为宗，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。智者尚难于言，而况于民乎？君子弗论者，非今理天下之道也。其徒繁秽，不可不约。今后天下童行，可于本贯陈牒，必诘其乡党。苟有罪戾，或父母在，鲜人供养者，勿从其请。如已受度而父母在，别无子孙，勿许方游。则民之父母鲜转死于沟壑矣。斯亦养惸独、助孝悌之风也。其京师寺观，多招四方之人，宜给本贯凭由，乃许收录，斯亦辨奸细、复游散之要也。其天下寺观，每建殿塔，蠧民之费，动踰数万，止可完旧，勿许创新，斯亦与民阜财之端也。又古者兵在于民，且耕且战。秦、汉之下，官库为常，贵武勇之精，备征伐之急也。今诸军老弱之兵，讵堪征伐，旋降等级，尚费资储。然国家至仁，旨在存活。若诏诸军年五十已上，有资产愿还乡里者，一可听之，稍省军储，复从人欲，无所归者，自依旧典。此去冗之一也。

　　又诸道巡检所綂之卒，皆本城役徒，殊非武士，使之禁暴，十不当一。而诸州常患兵少，日旋招致，榖帛之计，其耗万亿。以某观之，自京四向千里之间，或多寇盗，盖创置巡检，路分颇多，而卒伍至羸，捕掩无効，非要害者，宜悉罢之。所存之处，资以禁军，训练既精，寇盗如取。况千里之内，抽发非难，又使少历星霜，不至骄惰，彼无用之卒，可减万数，庶使诸郡节于招致，此去冗之次也。又京畿三辅五百里内，民田多隙，农功未广，既已开导沟洫，复须举择令长，使询访父老，研求利病，数年之间，力致富庶，不破什一之税，继以百万之籴，则江淮馈运，庶几减半，挽舟之卒，从而省焉。此亦去冗之大也。至于工之奇器，败先王之度；商之奇货，乱国家之禁，中外因之侈僣，上下得以骄华，宜乎大变浇漓，申严制度，使珠王寡用，榖帛为宝，此又去僣丰财之本也。今盛朝之代，何事而不可行乎？

　　曩者国家禁泥金之饰，久未能绝，一旦使命妇不服，工人不作，于今天下无敢衣者。使其余奢僣皆如泥金之法，亦何患不禁乎？又播蓻之家，古皆督责。今国家有劝农之名，无劝农之实。每于春首，则移文于郡，郡移文于县，县移文于乡，乡矫报于县，县矫报于郡，郡矫报于使。利害不察，上下相蒙，岂朝廷之意乎？若县令、郡长一变其人乃可。诏书丁宁，复游散之流，抑工商之侈，去士卒之冗，劝稼穑之勤，以《周礼》司徒之法约而行之，使播者蓻者以时以度，勤者惰者有劝有戒，然后致天下富之寿之。彼“不我富不我寿”者，岂能革之哉？此则厚民力、固邦本之道也。

　　观夫《国风》之《七月》，《小雅》之《甫田》，皆以农夫之庆为王化之基，岂圣人不思而述者乎？故周、汉、李唐虽有祸乱，而能中兴者，人未厌德，作乱者不能革天下之心，是邦本之固也。六朝、五代之乱，鲜克中兴者，人厌其德，吊民者有以革天下之心，是邦本之不固也。然则厚民力，固邦本，非举县令，择郡长，则莫之行焉。

　　或谓“举择令长，久则乏人，亦何道以嗣之？”某谓用而不择，贤孰进焉？择而不教，贤孰继焉？宜乎慎选举之方，则政无虚授；敦教育之道，则代不乏人。今士材之间，患不稽古，委先王之典，宗叔世之文，词多纤秽，士惟偷浅，言不及道，心无存诚，暨于入宫，鲜于致化，有出类者，岂易得哉？中人之流，浮沉必矣。至于明经之士，全暗指归，讲议未尝闻，威仪未尝学，官于明上，贻笑不暇，责其能政，百有一焉。《诗》谓“长育人材”，亦何道也？

　　古者庠序列于郡国，王风云迈，师道不振，斯文销散，由圣朝之弗救乎？当太平之朝，不能教育，俟何时而教育哉？乃于选用之际，患其才难，亦由不务耕而求获矣。今春诏下礼闱，凡修词之人，许存策论，明经之士，特与旌别。天下之望，翕然称是。其间所存策论，不闻其谁，激劝未明，人将安信？傥使呈试之日，先策论以观其大要，次诗赋以观其全才，以大要定其去留，以全才升其等级，有讲贯者别加考试，人必强学，副其精举。复当深思治本，渐隆古道。先于都督之郡，复其学校之制，约《周官》之法，兴阙里之俗，辟文学掾以专其事，敦之以诗书礼乐，辨之以文行忠信，必有良器，蔚为邦材，况州县之用乎？夫庠序之兴，由三代之盛王也，岂小道哉！孟子谓“得天下英材而教育之，一乐也”，岂偶言哉！行可数年，士风丕变，斯择材之本，致理之基也。

　　又李唐之盛，常设制科，所得大才将相非一，使天下奇士学经纶之盛业，为邦家之大器，亦策之上也。先朝偶属多务，暂停此科。今可每因贡举之时，申其坠典，必有国士继于唐人，岂非邦家之盛选欤？勿谓未必得人，遂废其道。此皆慎选举、敦教育之道，亦何患乏人哉！傥国家行此数事，若今刑政之用心，则无不成焉。前代乱离，鲸吞虎噬，无卜世卜年之意，故斯道久缺，反为不急之务。既在陈平之朝，当为长久之道，岂如西晋之祸，而有何公之叹者乎？愿朝廷念祖宗之艰难，相府建风化之基本，一之日图之，二之日行之，不以听刍荛为嫌而罢之，则天下幸甚幸甚。至于嵓穴草泽之士，或节义敦笃，或文学高古，宜崇聘召之礼，以厚浇竞之风。国家近年羔雁弗降，或有《考盘》之举，不踰助教之命，孝廉之士，适以为辱，何敦劝之有乎？

　　又流外之官，澄清未至，沿之则百姓受弊，革之则诸司乏人，将使群谤不兴，众心知劝。不若敦仍旧之制，加奖善之方，自簿尉两任有举奏者，许入录事参军，录事参军有举奏者，许入职事官，或换三班使臣。既有进身之阶，岂无畏法之志？设使流内之人无迁进之望，而能尽公者，必亦鲜矣。今后百司新入之人，或采其艺能，或出于仕族，行藏必审，考试必精，避役之人，无图之类，严革其弊，高为之防，既激其流，复澄其源，亦何患流外之冗乎？某又谓育将材，实邉郡，使夷不乱华者，何哉？盖闻古之善御戎者，将不乏人，则师战而不衂，邉不乏廪，则城围而不下，狄疑且畏，罔敢深入，此刘汉所以长也。不善御戎者，将在贵臣，邉须远馈，故战之则衂，围之则下，狄无疑畏，乘虚深入，此石晋之所以亡也。

　　今兵久不用，未必为福。在开元之盛，有函谷之败，可龟鉴矣。何哉？昔之战者耄然已老，今之壮者，嚣而未战，闻名之将，往往衰落，岂无晚辈，未闻边功？此必庙堂之所思也。仍闻沿边诸将，不谋方略，不练士卒，结援弭谤，固禄求宠，一旦急用，万无成功。加以边民未丰，边廪未实，下武之际，兵寡食足，如屯大军，必烦远馈，则中原益困，四夷益矫，深入之虞，未可量也。于时庙堂之上，虽有皋陶之谋，伯益之赞，不亦难乎！夫天下祸福，如人家道，成于覆篑，败于疾雷，圣朝岂恃其太平而轻其后计？王衍之鉴，岂曰不明，清谈之间，坐受其弊。盖备之弗预，知之弗为。许下之兵，日血十万，岂不痛心哉！

　　今西北和好，诚为令图，安必虑危，备则无患。昔成周之盛，王道如砥，及观《周礼》，则大司马阵战之法，粲然具存。乃知礼乐之朝，未尝废武。今孙、吴之书，禁而废学，苟有英杰，受亦何疑？且秦之焚书也，将以愚其生人，长保天下；及其败也，陈胜、吴广岂读书之人哉！况前代名将，皆洞达天人，嗣续忠孝，将门出将，史有言焉。今将家子弟，蔑闻韬钤，无所用心，骄奢而已。文有武备，此能备乎？

　　今可于忠孝之门，搜智勇之器堪将材者，密授兵略，历试邉任，使其识山川之向背，历星霜之艰难，一朝用之，不甚颠沛，十得三四，不云盛乎？至于四海九州，必有壮士，宜设武举，以收其遗。唐郭子仪，武举所得者也，斯可遗乎？又臣僚之中，素有才识，可赐《孙》《吴》之书，使知文武之方，异日安邉，多可指任，此皆育将才之道也。又沿邉知同，精加举择，特授诏命，专谋耕桑，三五年间，丰其军廪，此则实边郡之道也。将材既育，边郡既实，师战而不衂，城围而不下，狄疑且畏，敢深入乎？纵有搔动，朝廷可高枕矣。

　　前代御戎，其策非一。唐陆贽议缘邉备守之术，请置本土之兵，勤营田之利，与今事宜相近，可约而行也。本土之兵者，若今之北邉有云翼招收之军，更可增致，作为奇兵。至于营田之利，宜常兴作而加焉。愿相府为国家安危思之，五代之乱非远也；为河朔生灵思之，景德之前未久也。今相府劳一夕之思，绝百代之耻，无使中原见新覊之马，赤子入无知之俗，则天下幸甚幸甚。

　　圣人曰：“微管仲，吾其被发左袵。”又曰：“民到于今受其赐。”管仲，霸臣也，而能攘戎狄，保华夏，功高当时，赐及来代，况朝廷之盛德乎？某又谓朝廷无过，生灵无怨，以绝乱之阶者，何哉？盖天下奸雄，无代无之，或穷为《夜舞》，或起为大盗，伺朝廷之过，执以为辞，幸生灵之怨，吊而称义。不然，亦何名而动哉？今明盛之朝，岂有大过，亦宜辨于毫末，杜其坚冰。或戚近挠权，或土木耗国，或禄赏未均，或纲纪未修，或任使未平，斯亦过之渐也。某敢小举其失以言之。国家戚近之人，不可不约，除拜之际，宜量其才，非曰惜恩，惧乎致寇。若力小任重，则挠权乱法，增朝廷之过，启奸雄之志。

　　《易》曰：“小人而乘君子之器，盗思夺之矣。”所谓盗者，其奸雄之谓乎？今道路传闻，或缁黄之流，或术艺之辈，结托戚近，邀求进贡，或受恩赐，或与官爵，此挠权之渐矣，可不畏乎！夫赏罚者，天下之衡鉴也。衡鉴一私，则天下之轻重妍丑从而乱焉，此先王之所慎也。又土木之兴，久为大蠧。或谓土木之费，出于内帑，无伤财害民之弊，故为之而弗戒也。

　　某谓内帑之物，出于生灵，太祖皇帝以来，深思远虑，聚之积之，为军国急难之备，非謟神侒佛之资也。国家祈天永命之道，岂在兹乎？如洞真、寿宁之宫，以延燎之灾，一夕逮尽，岂非天意警在帝心，示土木之所崇，非神灵之所据也，安可取民人膏血之利，辍军国急难之备，奉有为之惑，冀无状之福，岂不误哉！一旦有苍卒之忧，须给赏之资，虽欲重困生灵，暴加率敛，其可及乎？此耗国之大也，可不戒哉！傥谓内藏丰盈，用不可竭，则日者黄河之役，使数十州之人极力负资，奔走道路，岂惜府库之余而不用之耶？

　　故土木之妖，宜其悉罢。岂相府之不言乎？两宫之不听乎？又文武百官之禄，取兵荒五代之制，或职轻禄重，或职重禄轻，重轻之间，奔竞者至，大亨之世，犹患不均，岂圣朝之意乎？所宜损之益之，以建其极。又今三司之官，差除颇异，禄赐弗轻，何知弊而不言，多养望以自进？天下金谷，决于群胥，掊克无厌，取怨四海，使先帝宽财之命弗逮于民，和气屡伤，丰年寡遇，曾不谓之过乎？盖由三司之官，不制考限，不责课最，朝受此职，夕求他官，直云假涂，相与匿祸。天下受弊，职此之由，岂圣朝之意乎？宜其别制考课，重议赏罚，激朝端之俊杰，救天下之疲瘵，其庶几乎！

　　又古之勋臣，赏延于世，今则每举大庆，必行此典。自两省以上，奏荐子弟，并为京官，比于庶僚，亦既优矣。而特每岁圣节，各序子孙，谓之“赏延”，黩乱已甚。先王名器，私假于人，曾不谓之过乎？非君危臣僣之朝，何其姑息之如是耶？遂使荫序之人，塞于仕路，曾未稽古，使以司民，国家患之，屡有厘革。然但革其下而不革其上，节于彼而不节于此，天下岂以为然哉？我相府岂惜一孺之恩，不为百辟之表乎？又远恶之官，多在寒族；权贵之子，鲜离上国。周旋百司之务，懵昧四方之事。况百司者，朝廷之纲纪，风教之户牖，咸在童孺，曾无激扬。使寺省之规，剥床至足，公卿之嗣，怀安败名。未尝试难，何以致远？非独招缙绅之议，实亦玷钧衡之公。此则禄赏未均，任使未平，纲纪未修之类也。

　　斯弊已久，何可极乎？惟我相府能革其弊，能变其极，而天下化成，不为难矣。晋赵王伦、石勒之徒，心窥天子，口责丞相，岂非奸雄之人伺朝廷之过乎？又今久安之民不经涂炭，劳则易怨，扰则易惊，猛将谋臣，威信未著，况邉民尚困，边廪尚乏，苟有搔动，馈运所艰，武备未坚，狄志可骋，既挠之以征战，或加之以饥馑，生灵穷而奸雄奋迅，鼓舞群小，血视千里。此五代之鉴昭昭焉，非止方册之有云，抑亦耳目之可接也。

　　我太祖皇帝亦尝有事四方，劳于馈运，而生灵不敢怨，奸雄不敢动者，何哉？一则余民久在涂炭，乍睹明盛，如子得母，纵有劳役，未甚曩昔，此生灵所以不敢怨也。又当乘天开之运，震神武之威，征伐四方，动如山压。况躬擐甲胄，备尝艰难，猛将如云，谋臣如雨，此奸雄所以不敢动也。所谓彼一时，此一时尔。今朝廷岂谓当时之易，而不虑今时之难乎？又谓“保直臣，斥佞人，以致君于有道”者，何哉？有若人未之病，则苦口之药鲜进焉；国未之危，则逆耳之言鲜用焉。故佞人易进，直臣易退，其致君于有道也难哉！及其既病也，药必错杂而进，故鲜效焉；及其既危也，言必错杂而用，故鲜功焉。盖佞人在矣，直臣远矣，其悔之也难哉！

　　今朝廷久安，苦言而不用者，势使之然矣；天深戒而不变者，祸可畏矣。伏闻京师去岁大水，今岁大疫，四方闻之，莫不大忧，此天之有以戒也，岂徒然乎？而京师之灾，甚于四方，何哉？盖京师者，政教之所出，君相之所居也。祸未盈而天未绝，故鉴戒形焉。不独恐惧其心，必使修省其政，国家之德尚可隆，天下之道尚可行也。

　　傥弗惧于心，弗修于政，渐盈于祸，渐绝于天，则国家四海将如何哉？或谓国家之灾，由历数之定，非政教之出。若如所论，则夏禹九畴之书，果妖言耶？岂欲弃而焚之乎？苟天下有善则归诸已，天下有祸则归诸天，岂圣朝之用心？愿黜术士之言，奉先王之训，必不谬矣，必无过矣。于保直臣，斥佞人，则两宫二省之心如日星焉，孰可蔽其明乎？纵有行伪而坚，言伪而辩，试于行事，人焉廋哉？往日不极言而今极言者，学陋之人，思虑未精，又亲安之时，上惧失禄。不幸亲今亡矣，朝廷或怒之，自顶至踵，惟忠也，又何忧乎？傥相府思变其道，与国家作长久之计，固其基本，一旦王道复行，使天下为富为寿数百年，则福在国家，功在相府，得与天下生灵长见太平，幸甚幸甚！

　　窃以五代以来，诸侯暴酷，视民如芥，生杀由之。皇朝龙兴，典章一宽。真宗皇帝至仁如天，尽心于此，内则举执法之吏，外则创按刑之司，徒流之间，无敢差者。若今于教化之道，复如刑名之用心，亦何患不至乎？今缙绅之间，多议按刑之司，无益于外，亦思之未深耳。如得其人，纠察四方，绝斯民之冤，恊先帝之志，岂无益乎？得人而已。不可谓“川之既平，可壤其防”也。今王刑既清，王道可行，此天下士人为相府惜其时也。

　　或曰：“天下之事，犹指诸掌，岂相府弗克行乎？亦在两宫之意尔。”谓人主在上，或喜怒生杀，或好恶邪正，则谏诤之际，为臣不易也。若乃修四方之政教，正百司之纲纪，澄清风俗，相府之职也，岂必两宫之意乎？傥相府疑某之言，谓欲矫圣贤之知，为身名之计，岂不能终丧之后，为歌为颂，润色盛德，以顺美于时？亦何必居丧上书，俞越典礼，进逆耳之说，求终身之弃，而自置于贫贱之地乎？盖所谓不敢以一心之戚，而忘天下之忧，是不为身名之计明矣。观前代国家，当其安也，士人上言，论兴亡之道，非圣主贤相，则百不一采。及其往也，则后之史臣收于简策，为来代之鉴。

　　今日之言，愿相府采其一二，为国家天下之益，不愿后之史臣，收于简策，为来代之鉴。狂斐之人，诛赦惟命，以庙堂深严，恐不得上，乃敢相门之下，各致此书，庶有一达于聪明。干犯台严，下情无任惶恐激切之至。

　　不次。某死罪惶恐再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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