范仲淹论元昊请和不可许者三大可防者三

论元昊请和不可许者三大可防者三

　　（庆历三年正月，元昊遣伪六宅使、伊州刺史贺从勉来纳欵，持书至保安军。知延州庞籍令保安军签书判官公事邵良佐视其书，元昊自称号“邦尼定国乌珠曩霄，上书父大宋皇帝。”从勉又言：“契丹使人至本国，称南朝遣梁适侍郎来言，南北修好已如旧，而西界未宁，知此界与彼为婚姻，请喻令早议通和。故本国遣从勉上书。缘夲国自有国号，无奉表体式，其称乌珠，盖如古单于、可汗之类。”从勉亦请诣阙，籍具以闻。二月，始许从勉赴阙。公等上此疏时为陕西西路安抚使。）

　　臣等久分戎寄，未议策勋，上玷朝廷，俯惭鄙怀。心究利害，目击胜负，三年于兹，备详本末。今元昊遣人赴阙，将议纳和，其来人已称六宅使、伊州刺史，观其命官之意，欲与朝廷抗礼。臣恐不改僭号，意朝廷开许，为鼎峙之国。又虑尚怀阴谋，卑辞厚礼，请称“乌珠”，以缓国家之计。臣等敢不为朝廷思经久之策，防生灵之患哉！臣等谓继迁当时用计脱身，窃弄凶噐；德明外示纳欵，内实养谋。至元昊则悖慢侮常，大为边患。以累世奸雄之志，而屡战屡胜，未有挫屈，何故乞和？虽朝廷示纳欵之意，契丹邀通好之功，以臣等料之，实因累年用兵，蕃界劳扰，交锋之下，伤折亦多，所获噐械鞍马，皆归元昊，其下胥怨，无所厚获。其横山蕃部，点集最苦。但汉兵未胜戎人重土，不敢背贼，勉为驱驰尔。

　　今元昊知众之疲，闻下之怨，乃求息肩养锐，以逞凶志，非心服中国而来也。臣等谓元昊如大言过望，为不改僭号之请，则有不可许者三；如卑辞厚礼，从“乌珠”之称，亦有大可防者三。何谓不可许者三？自古四夷在荒服之外，圣帝明王恤其边患，柔而格之，不吝赐与，未有假天王之号者也。何则？与之金帛，可节俭而补也。鸿名大号，天下之神噐，岂私假于人哉？惟石晋藉契丹援立之功，又中国逼小，才数十州，偷生一时，无卜世卜年之意，故荐号于彼，壊中国大法，而终不能厌其心，遂为呑噬，遽成亡国。一代君臣，为千古之罪人。

　　自契丹称帝灭晋之后，参用汉之礼乐，故事势强盛，常有轻中国之心。我国家富有四海，非石晋逼小偷生之时；元昊世受朝廷爵命，非有契丹开晋之功。此不可许者一也。又诸处公家文字并军民语言，皆呼“昊贼”，人知逆顺去就之分，尚或逋亡，莫由禁止。今元昊于天都山营造，所居已逼汉界，如更许以大号，此后公家文字幷军民语言，当有“西帝”、“西朝”之称，天都山必有建都郊祀之僭。其陕西戎兵，边人负过，必逃其地，盖有归矣。至于四方豪士，稍不得志，则攘臂而去，无有逆顺去就之分。彼多得汉人，则礼乐事势与契丹并立，夹困中国，岂复有太平之望耶？此不可许者二也。

　　又议者皆谓元昊胡人也，无居中国之心，欲自尊于诸蕃尔。臣等谓拓拔珪、石勒、刘聪、苻坚、赫连勃勃之徒，皆胡人也，并居中原。近则李克用父子，沙陁人也，进据太原，后都西洛，皆汉人进谋，诱而致之。昨定川事后，元昊有伪诏谕镇戎兵民，有“定关辅”之言，此其验。盖汉家之叛人不乐处夷狄中，心谋侵据汉地，所得城垒，必使汉人守之。如契丹得山后诸州，皆令汉人为之官守。或朝廷假元昊僭号，是将启之，斯为叛人之助甚矣。此不可许者三也。

　　何为大可防者三？

　　元昊以累世奸雄之资，一旦僭逆，初遣人至，犹称臣奉表。及刘平之陷，贼气乃骄，再遣贺九言至，上书朝廷，便不称臣，其辞顿慢，而复屡胜，当有大言过望，乃人情之常也。若卑辞厚礼，便肯从“乌珠”之称，皆阴谋也。是果以山界之困，暂求息肩，使中国解兵，三四年间，将帅懈慢，士卒骄惰，边备不严，戎政渐弛，却如前暴发，则中国不能支梧。此大可防者一也。

　　又从德明纳欵之后，经谋不息，西击土蕃、回鹘，拓疆数千里。至元昊事势稍盛，乃称尊悖礼，背负朝廷，结连北人，情迹尽见，大为边患，偶未深入。今复起诈端，以欵我兵，而休息其众，又欲倂力专志，倂吞乌勒斯赉等诸蕃，去秦州一帯篱落，为将来再举之利。缘元昊初叛之时，亲攻延州，是本有侵陷郡国之志，今复强盛，岂便息心？且朝廷四十年恩信所被，一朝反侧，岂有发既畔之谋，蓄未挫之锐，而能久守盟信者乎？此大可防者二也。

　　又从德明纳欵后，来使蕃汉之人入京师贾贩，憧憧道路，百货所归，获中国之利，充乎窟穴。贼因其事力，乃兴兵为乱。今兹五年，用度必困，乃卑辞厚礼，迎合我意，欲复图中国之利。待其给用既毕，却求衅兴兵，以快本意。狼子野心，固难驯伏。今若通和，或再许灵夏，蕃汉之人依前出入京师，深为不便。缘自前往来，叛状未彰，情无蠧害。今既为强敌之虏，稔祸未已，必窥伺国家。及夹帯亡命入蕃，或与奸人别有结连，或使刺客窃发，惊扰朝廷。又此类必所在恣纵，甚于昔时，有事何以处置？此大可防者三也。

　　臣等乞朝廷俟元昊所遣人至，观其所请。彼如大言过望，坚求僭称，则乞朝廷答云：“上畏天地宗庙，不可私许大号，壊中国之法。”彼卑辞厚礼，止是求乌珠之称，则按唐单于、可汗故事，有许之之理。亦预防其阴谋，严饬边臣，修葺城寨，训练军马，储蓄粮草，以备虚诈。俟一二年间，见其表里及边备牢固，方可那减戍兵，于近里屯泊。缘西戎自古翻覆，朝廷不可休兵，以启不虞之变。如求割熟户，则乞答云：“灵、夏甚有汉户，能割归朝廷否？况横山蕃部安于内附，一旦驱之，则惊扰生事，必不为西界之用。”

　　彼如求至京师，依前来出入贾贩，则乞答云：“昨来战斗之后，甚有军民没阵，其子孙骨肉衔怨至深，必恐道涂之中，多有雠杀，致西界相疑，更却生事，只于边上建置榷场，交易有无，各得其所。”彼如邀我自今而后罢修城寨，则乞答云：“边界熟户，生有雠怨，常相侵害，须藉城寨驻兵，方能镇静，使各安居尔。”若自余更有非礼之求，朝廷或难应副，即且拒之，不必从也。但厚遣来人，善词回答，使迁延往来，即逾四月，贼不能举矣。

　　至秋，则无足畏也。何以言之？臣等观朝廷信赏必罚，今已明白，帅臣奉诏，得以便宜。又旧将渐升，前弊稍除，将责实效，约束将佐，不令轻出，训练军马，率多变法。但今极边城寨，或未坚全，新集之兵，未可大战。若贼今春便来，以臣等计之，尚可忧虑。然大军持重，奇兵袭击，宜无定川之负也。如候秋而来，则城寨多固，军马已练，或坚壁而守，或据险而战，无足畏矣。臣等已议，一二年间，训兵三四万，使号令齐一，阵伍精熟，又能使熟户蕃兵与正军参用，则横山一帯族帐可以图之。降我者使之纳质，厚其官赏，各令安居，籍为熟户；拒我者以精兵加之，不从则战。我军鼓行山界，不为朝去暮还之计。元昊闻之，若举国而来，则我退守边寨，足以困彼之众。若遣偏师而来，我则据险以待之。蕃兵无粮，不能久聚，退散之后，我兵复进，使彼复集，每岁三五出。元昊诸厢之兵，多在河外，频来应敌，疲于奔命，则山界蕃部势穷援弱，且近于我，自求内附，内选酋豪以镇之，足以断元昊之手足矣。

　　然乞朝廷以平定大计为意，当军行之时，不以小胜小衂黜陟将帅，则三五年间，可集大功。仍诏中国臣寮，不得讳言边事，以沮永图。我太祖、太宗统辟四海，创万世之基业，今以三五年之劳，再定西陲，岂为晚耶？契丹闻国家深长之谋，必惧而保盟，不复轻动，然后中国有太平之期矣。臣等所以言彼贼非礼之求不必从者，盖有此议也。或曰：“今王师不利者数四，而未思戢兵，何也？”臣等谓不然。国家太平日久，将不知兵，兵不习战，以致不利。非中国事力不敌四夷，非今之军士不逮古昔，盖太平忘战之弊尔。今边臣中有心力之人，鉴其覆辙，各思更张，将有胜贼之计。昔汉、楚之战，不以多负罢兵，而终有天下。安禄山之乱，所向无前。郭子仪日夜谋虑王师复振，而终灭大盗。今国家以天下全盛之势，岂有偶胜偶负，而自谓中国不可振，而夷狄不可御耶？斯惑之甚矣。

　　或曰：“兵不可久，久则民困而财匮。”臣等谓不然。争胜逐利之师，则有巧迟拙速之异。如其外御四夷，则自古未甞废兵，是以山海之利，皆归边用，抑为此也。况即日边上城垒，经今春修葺，渐以险固，兵民力役，自当减罢。又每岁春夏之交，军马甚可抽退于数百里间就食刍粮，亦足省入中之费，减馈运之劳，庶乎民不困而财不匮。非如西事之初，人人畏惧，未测虏情，所屯军马不敢少退。臣等更思兴利减费之算，以为之助。

　　臣等早蒙圣奨，擢贰清班。西事以来，供国麄使，三年塞下，日劳月忧，岂不愿闻纳和，少图休息？非乐职矢石之间，盖见西贼强梗未衰，挟以变诈。若朝廷处置失宜，它时悖乱，为中原大祸，岂止今日边患哉？臣等是以不敢念身世之安，忘国家之忧，须罄刍荛，少期补助。其元昊来人到阙，伏望圣慈于纳和御侮之间，审其处置，为圣朝长久之虑，天下幸甚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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