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爱鼎堂遗集》序_纪昀

《爱鼎堂遗集》序

　　三古以来，文章日变。其间有气运焉，有风尚焉。史莫善于班、马，而班、马不能为《尚书》《春秋》；诗莫善于李、杜，而李、杜不能为《三百篇》，此关乎气运者也。至风尚所趋，则人心为之矣。其间异同得失，缕数难穷。大抵趋风尚者三途：其一，厌故喜新；其一，巧投时好；其一，循声附和，随波而浮沉。变风尚者二途：其一，乘将变之势，斗巧争长；其一，则于积坏之余，挽狂澜而反之正。若夫不沿颓敝之习，亦不欲党同伐异，启门户之争，孑然独立，自为一家，以待后人之论定，则又于风尚之外，自为一途焉。

　　明二百余年，文体亦数变矣。其初，金华一派蔚为大宗。由三杨以逮茶陵，未失古格。然日久相沿，群以庸滥肤廓为台阁之体。于是乎北地、信阳出焉，太仓、历下又出焉，是皆一代之雄才也。及其弊也，以诘屈聱牙为高古，以抄撮饾饤为博奥。余波四溢，沧海横流，归太仆龂龂争之弗胜也。公安、竟陵乘间突起，么弦侧调，伪体日增，而汛滥不可收拾矣。

　　汝阳傅庄毅公，当群言淆乱之时，独稽古研精，学有根柢，深知文章正变之源流。徒以国步方难，急需干济，务其大者、远者，不遑与词章之士争笔墨之短长。而案牍之余，不废著作，莫不吐言天拔，蝉蜕尘嚣，非所谓我用我法，不随风尚为转移者欤？盖公天性孤介，遇义所不可为者，虽触忤权贵，不少避言心声也。其人不谐时趋，其文亦不谐时趋，固其所矣。

　　公著书凡三十余种。明季兵燹，率多散佚，惟《秦蜀幽胜录》《修玉录》，仅著录《四库全书》中；《遗集》□十□卷，亦多残阙。

　　今公六世孙翰林检讨□□先生，掇拾编录，勒为□□卷，命长君韩城令□□校正刊刻，以播世德之清芬。不以余为弇陋，属余为序。余慨夫有明末，造社论沸腾，凡属搢绅，几于人人有集。类以庞杂诡僻之文，转相标榜；末学肤受，俯拾残剩，亦遂可依附取名，莫不谓枚、马复生，贾、董再出，韩、欧而下，弗屑也。迄今一二百年，或覆酱瓿，或化尘埃。而公之《遗集》，乃岿然独存。岂非毅然自为，不随流俗为俯仰，刚正之气足以自传欤？又何必规规然趋风尚，规规然变风尚哉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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