传家集卷六十一　书启四

卷六十一　书启四

　　▼答张先生〔砥〕书

　　八月二日，涑水司马光白张君先生：辱书，示以所著春秋传。士大夫不以经术为事久矣，足下独能治春秋三十年，成书三十万言，是古之儒者复见于今日也。钦仰咨叹，无有穷己。足下自谓“天以圣师之道厄日引久，而阴有所相”，若非己意之所自出者。光经术素浅，于春秋尤所不通，虚辱足下之赐，读之累日，不能识其涯涘，又乌暇知其得失，敢错论议于其间哉？至于建白于上，乞废三传之学，而行足下之书，以伸千载圣人未明之意，此尤非光之所敢任也，不胜惶悸之。其书谨再拜封纳，请更择能通春秋学、有大名、居高位，可以副足下之求者而从之。幸甚幸甚！不宣。光白。

　　▼答陈监簿〔师仲〕书

　　九月十八日，涑水司马光再拜陈君监簿足下：金州人来，辱两书，以能出处见期、未相识为恨。光实何人，敢受此赐？反仄愧汗，无地自处。光性愚陋，颇好读古人书，闻君子之风，亦知慕之，而未能至；睹小人所为，颇知耻之，但恐未能免耳。向蒙朝廷猥加收采，尘污侍从，预陪国论，讫无铢两之补，俄又擢寘枢庭，譬如有人举万金之重，加稚子之背，彼必走而避之。万金非不贵也，然走而避之者，知非其任故也。此乃物理之常，乌足谓之贤哉？今以衰病，自求便安，朝廷未弃之田里，尚縻以一官，赐之廪禄，使饱食安坐，自放于丰草长林间，乃圣主之至仁，鄙夫之大幸，岂敢效古之人以道不行而自藏哉？恐足下传闻之误，而奨借之过，诚不敢自保，恐万一他日陷足下于不知言之责，以重老朽之辠是敢辄自陈叙浼渎聪明，庶几识察而已光虽未获侍前，三复足下书及所示《文编》，语高而气直才美而志大其向往钦服之心，固非笔札所能尽也。

　　▼答李大卿〔孝基〕书〔熙宁五年正月十三日作〕

　　光再拜。昨晩暂得请见，经宿起居何如？适辱诲笔，承朝夕往河清，不得再诣辞，千万以保摄为祷。大卿平生以保摄为事，计其专勤，举世无伦。然光区区犹有所献者，譬如举轻尘以禆泰山，虽不知量，志在忠益而已。光闻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，然变而通之，未始不由乎中和也。阴阳之道，在天为寒燠雨晹，在国为礼乐赏刑，在心为刚柔缓急，在身为饥饱寒热，此皆天人之所以存日用而不可免者也。然稍过其分，未尝不为灾。是故过寒则为春霜夏雹，过燠则为秋华冬雷，过雨则为霪潦，过晹则为旱暵。礼胜则离，乐胜则流，赏僣则人骄溢，刑滥则人乖叛。太刚则暴，太柔则懦，太缓则泥，太急则轻。饥甚则气虚竭，饱甚则气留滞，寒甚则气沈濡，热甚则气浮躁，此皆执一而不变者也。善为之者，损其有余，益其不足，抑其太过，举其不及，大要归诸中和而已矣。故阴阳者，弓矢也；中和者，质的也。弓矢不可偏废，而质的不可远离。《中庸》曰：“中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和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。”

　　由是言之，中和岂可须臾离哉？昨日闻大卿言，“脏腑素有冷疾，须至服热药。今则遍身生疮疥，手足时瘈瘲，疑有风邪，尚欲以乌头治之。”光虽略曾以所见贡闻，又恐侍坐之久，尊体疲倦，不敢毕其辞而退。窃以大卿勤养生之术数十年，而犹有冷疾者，殆食素膳太多故也。彼笋簟、乳腐、麫滓、豆炙，性大寒而滞气，光见人多食之，致脾胃虚弱，胀满滑泄，面目浮肿，腰足沈重，前后非一矣。天生万物，各有所食，苟不得其所食，则不能全其生。人为万物之灵，兼蔬谷酒肉而食之，乃其常性也。酒肉者，所以扶衰养疾，不可废也。大卿绝酒肉而专素膳，为日已久，此其所以有冷疾也。

　　既得冷疾，复以热药攻之。闻大卿所服之药，皆躁悍酷烈，他人莫能近口，此其所以失中和也。中冷则为羸瘠面肿，外热客于肌肤，则为疮疥，流于筋脉则为瘛瘲。光虽不晓医，以阴阳之理推之，殆不远矣。不胜款款之愚，欲望大卿自今罢素膳，屏热药，静虑以适神，潜心以实下，起居饮食，造次须臾不少离于中和。试行之旬月，窃谓所苦不须攻疗，必自去矣。若旬月无效，弃黜其言可也。光以托契义之旧，仰德名之熟，虽得见尚新，所居连墙，而往来不数，然爱重之心，过于朝夕握手接膝者矣。是以敢辄献尽言，幸希裁察。不宣。光再拜。

　　▼与吴丞相充书〔熙宁十年四月作〕

　　光启。光愚戆迂僻，自知于世无所堪可，以是退伏散地，苟窃微禄，以庇身保家而已。近闻道路之人自京师来者，多云“相公时语及姓名”，或云“亦尝有所荐引，未知虚实。”光自居洛以来，仕宦之心，久已杜绝。在少壮之时，犹不如人，况年垂六十，须发皓然，视昏听重，齿落七八，精神衰耗，岂复容有干进之心？但以从游之久，今日特蒙齿记，感荷知已之恩，终身岂敢忘哉！顾惟相公富贵显荣，丰备已极。光疏冗之人，无一物可以为报，唯忠信之言，庶几仰酬盛德之万一耳。

　　伏惟明主历选周行，登用人杰，以毗元化，以光不敢忘知已之心，知相公必不轻孤于明主也。窃见国家自行新法已来，中外忷忷，人无愚智，咸知其非。州县之吏，困于烦苛，以夜继昼，弃置实务，崇饰空文，以刻急为能，以欺诬为才。闾阎之民，迫于诛敛，人无贫富，咸失作业，愁怨流移，转死沟壑，聚为盗贼。日夜引领，冀朝廷之觉寤，弊法之变更，凡几年于兹矣。相公聪明，岂得不闻之邪？今府库之实，耗费殆竭，仓廪之储，仅支数月，民间赀产，朝不谋夕，而用度日广，掊敛日急。河北、京东、淮南蜂起之盗，攻剽城邑，杀掠官吏，官军已不能制矣。若不幸复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霜蝗，所在如是，其为忧患，岂可胜讳哉！此安得谓之细事，保其必无，而恬然不以为意乎？

　　贾谊当汉文之世，以为譬如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，火未及然，因谓之安。若当今日，必谓之火已然而安寝自若者也。昔周公勤劳王家，坐以待旦，跋胡疐尾，羽敝口瘏，终能为周家成太平之业，立八百之祚。身为太师，名播无穷，子孙奄有龟、蒙，与周升降。王夷甫位居宰辅，不思经国，专欲自全，置二弟于方镇，以为三窟。及晋室阽危，身亦不免。然则圣贤之心，岂皆忘身狥物，不自为谋哉？盖以国家兴隆，则身未有不预其福者也。顾众人之识近，而圣贤之虑远耳。如相公之用心，固周公之用心也。今若法弊而不更，民疲而不恤，万一鼠窃益多，蜂虿有毒，则窃恐庙堂之位，亦未易安居。虽复委远机柄，均逸外藩，固非息肩之处；乃至投簪解绂，啸傲东山，亦非高枕之地也。然则相公今日救天下之急，保国家之安，更无所与让矣。救急保安之道，苟不罢青苗、免役、保甲、市易之法，息征伐之谋，而欲求其成效，是犹恶汤之沸而益薪鼓槖，欲适鄢郢而北辕疾驱也，所求必不果矣。欲去此五者，而不先别利害，以寤人主之心，则五者不可得而去矣。

　　欲寤人主之心，而不先开言路，则人主之心不可得而寤矣。所谓开言路者，非如向时徒下诏书，使臣民言得失，既而所言当者一无所施行，又取其稍讦直者随而罪之，此乃塞言路，非开之也。为今之要，在于辅佐之臣，朝夕启沃，唯以亲忠直、纳谏争、广聪明、去壅蔽为先务。如是则政令之得失，下民之疾苦，粲然无所隐矣。以圣主睿明之资，有贤相公忠之助，使谠言日进，下情上通，至治可指期而致，况弊法何难去哉！夫难得而易失者，时也。今病虽已深，犹未至膏肓，苟制治于未乱，保邦于未危，尚有反掌之易。失今不治，遂为痼疾，虽邴、魏、姚、宋之佐，将末如之何，必有噬脐之悔矣。相公读书从仕，位之首相，展志行道，正在此时。苟志无所屈，道无所失，其合则利泽施于四海，其不合则令名高于千古。丈夫立身事君，始终如此，亦可以为无负矣。光切于报德，贪尽区区，不觉辞多。光惶恐再拜。

　　▼答蒋中舍〔深之〕书

　　〔深之祖沦，淳化中为永康军判官，死蜀寇。〕

　　光启：承垂示先都官《画像记》，沈公论之已详，殆无以加。古之人谁不死，惟得其所为难。故国君死社稷，大夫死众，士死制，各死其所受，礼也。为臣事君，不计位之高卑，恩之厚薄，知之浅深，苟在其职，死之义也。方蜀寇之炽，守臣军帅弃地与众而迯者多矣。先都官独以文吏在下位，力战死之，其于礼义，非知之明、守之笃，能如是乎？可谓得其所矣。沈公既叙其忠孝，光又述其礼义，然忠孝礼义，亦相与为表里者也。光再拜。

　　▼答郭长官〔纯〕书

　　光启。去岁十月，蒙惠书，足下所治路僻，光闲居，难值便人，以是期年不获修报。然中怀耿耿，未尝暂忘。潘司录来，又辱书，且感且愧。霜秋公余，喜聆安善。所示会统稽元图，贯穿千余载，前贤搜罗所不至者，纤悉尽备，靡有阙遗。非夫好学之勤，用意之精，谁能臻此。钦服钦服。光学疏识浅，于正闰之际，尤所未达。故于所修通鉴，叙前世帝王，但以授受相承，借其年以记事尔，亦非有所取舍抑扬也。于汉昭烈之立，尝著论以述其事。今并录呈，可以见其不敢专矣。夫正闰之论，诚为难晓。

　　近世欧阳公作《正统论》七篇以继之，自谓无以易矣。有章表民者，作明统论三篇以难之，则欧阳公之论，似或有所未尽也。欧阳公谓正统不必常相继，有时而绝，斯则善矣。然谓秦得天下无异禹、汤，又谓始皇如桀、纣，不废夏、商之统，又以魏居汉、晋之间，推其本末，进而正之，此则有以来章子之疑矣。章子补欧阳公思虑之所未至，谓秦、晋、隋不得与二帝三王并为正统，魏不能兼天下，当为无统，斯则善矣。然五代亦不能兼天下，与魏同，乃独不绝而进之，使与秦、晋、隋皆为霸统，亦误矣。足下离之，更为异等，斯又善矣。然则正闰之论，虽为难之，经三君子尽心以求之，愈讲而愈精，庶几或可以臻其极乎？是知古之人贵于切切偲偲，良有以也。如光者，惷愚冥顽，安足以窥三君子之藩篱，而敢措一辞于正闰之间。

　　窃惟足下录此书以相示，盖亦有切切偲偲之志，非欲光为诺诺之人也。刍荛之言，明者择焉。光辱足下之厚意，岂可逆自鄙薄，不倾胸腹之所有，以尽布于左右而求采择乎？孔子曰：“名不正则言不顺。”先儒谓秦为闰者，以其居二代之间而非正统，如闰居两月之间而非正月也。夫霸之为言伯也。古者天子立二伯，分治天下诸侯。周衰，方伯之职废，齐桓、晋文能帅诸侯以尊周室，故天子册命，使续方伯之职，谓之霸主。而后世学者乃更以皇帝王霸为德业之差，谓其所行各异道，此乃儒家之末失也。

　　今章子以霸易闰，似未为得，恐不足遵也。夫统者，合于一之谓也。今自余以下皆谓之统，亦恐名之未正也。又蜀先主自言中山靖王之后，而不能举其世系。后唐出于沙陀，姓朱邪氏，唐赐之姓。明宗复非庄宗之族，清泰又非明宗之子。李昪起于厮役，莫知其姓。或云湖州潘氏子，李神福俘之以为僮仆，徐温匄之以为子。及称帝，慕唐之盛，始自言姓李。初欲祖吴王恪，嫌其诛死。又欲祖郑王元懿，命有司检讨二王苗裔，有司请为恪十世孙，昪曰：“历十九帝，十世何以尽之？”有司请以三十年为一世，议然后定。足下云：“蒙先世之烈者谓之余”，今三家皆谓之余，可乎？且余者，岂非谓承王统之余也？

　　今刘知远谓之闰，而刘崇谓之余，可乎？又凡不能一天下者，或在中国，或在方隅，所处虽不同，要之不得为真天子。今以曹魏、刘石、二赵、符姚、两秦、元魏、高齐、宇文周、朱梁、石晋、刘汉、郭周为闰，孙吴、刘宋、二萧齐梁陈、慕容燕、赫连夏为偏，李蜀、吕李、秃发沮渠、西凉乞伏秦冯燕杨吴王孟、两蜀、广南汉王闽为僣，三者如不相远，然愿更详之。彼符氏、姚氏与慕容氏、赫连氏与拓跋氏，一据关西，一据山东，与高齐、宇文周何以异乎？又凡天禄之不终者，传世不传世等耳。王莽虽簒窃天下，尝尽为之臣者十八年，与秦颇相类，非四夷群盗之比也。则天乃唐之母后，临朝称制，与吕后无殊，但不当革命称周耳。其后子孙相继有天下，不得谓之不终其身。今与王莽同谓之伪，亦似未安也。凡此数者，皆愚陋之所见，未必中理，愿足下采其区区之心，而不以为罪，幸甚幸甚！光再拜。

　　▼答陈司法〔师仲〕书

　　八月三十日，涑水司马光谨复书司法陈君足下：辱书并示先国博家传，以为何蕃、董邵南之节行，不见于他书，独韩文公传而诗之，故其名彰彻迨于今。谓光盍亦为传若诗，使吾先君之名流布于世？承命悸粟，流汗及足，何足下比拟之非伦，而责望之太过乎？文章自魏、晋衰微，流及齐、梁、陈、隋，羸惫纤靡，穷无所之。文公杰然振而起之，如雷霆列星，惊照今古。自班、张、崔、蔡，不敢企仰，况潘、陆以降，固无足言。故何、董之名，附其文而传。向使一妄庸人传而诗之，二子于今尚有闻乎？

　　光性愚学疏，于文尤非所长，今时常为秉笔者笑，敢望传于后乎？足下乃使为韩之所为，是犹驱策驽马，曰必为我追千里之足，其果能为之乎？借使光不自知量，辄引韩以自况，为诗传以叙当世贤者之事业，必取举世之唾詈，且无容其身矣。诚不敢自爱，大惧汩没先君子之名，以重其辠。况先君子之名，潜德遗美，二颜既传，而评之甚精且详，决传无疑，光何所有，可以加铢两之重乎？惟足下怜而察之。

　　▼与范景仁问正书所疑书

　　光启：晩来蒙惠手笔并棕扇，值相继有客，不得即时修谢。前此承示所著正书，且垂谕云：“未安处便与点窜。”以景仁之明达耆寿，加以平生所致思而得者，乃下问于顽鄙末学，如光之比。虽古人询于刍荛，以能问不能，殆无以踰此，何以胜克，悚仄悚仄。伏读累日，如风、雅皆周道既衰，诗人追思其盛而歌之。关睢以兴淑女，非兴后妃。成、康、平王、齐侯，皆指其爵谥。文王配上帝，终周世常然。八蜡不数昆虫，三年之丧，不应二十七月。众子在，嫡孙亦应传重。舜无塗廪浚井之事，韩愈为嫂服期，非是。凡此之类，皆其素所探揣，谓其当然，而未敢自信。今乃幸与景仁如合符契，豁然决矣。至于解“利贞”者，情性也。四海困穷，柔远能迩，皆先儒研思所未到，不胜叹服。其间亦有愚昧所未谕者十余条，或一字笔误，无不签出，以俟稍暇，得侍函丈，请益卒业。前日所留《易说》《系辞注》《续诗话》，皆狂简不揆，宜见诛绝于君子者。然亦庶几景仁矜共有志于学，痛为鉏治其芜秽，明示以坦塗，使识所之诣，幸甚幸甚！孔子曰：“朋友切切偲偲”，斯道也亡废久矣。面相谀、背相訾者，出门皆是也。非吾人孰当惜之？幸冀留意。

　　▼答孙长官〔察〕书

　　十一月二十七日，涑水司马光再拜复书崇信贤令孙君足下：

　　蒙贶书，兼示以尊伯父行状、墓志及所著唐史记，令光为之碑，以纪述遗烈。以尊伯父之清节令望，加之光自幼稺至于成人，得接侍周旋，今日获寓名丰碑之末，附以不朽，何荣如之！虽文字鄙拙，亦不敢辞。顾有必不可承命者，惟足下察之。光向日亦不自揆，妄为人作碑铭，既而自咎曰：“凡刊琢金石，自非声名足以服天下，文章足以传后世，虽强颜为之，后人必随而弃之，乌能流永久乎？彼孝子孝孙，欲论撰其祖考之美，垂之无穷，而愚陋如光者，亦敢膺受以为己任，是羞污人之祖考，而没其德善功烈也，罪孰大焉？”遂止不为。自是至今六七年，所辞拒者且数十家，如张龙图文裕、张侍郎子思、钱舍人君倚、乐卿损之、宋监子才，或师或友，或僚寀，或故旧，不可悉数，京洛之间尽知之。

　　傥独为尊伯父为之，彼数十家者必曰：“是人也，盖择贤不肖为之也。”为人子孙者，有人薄其祖考，宜如何雠疾之哉？以光么么，使当此数十家之雠疾，将何以堪之？所以必不可承命者，此也。虽然，窃有愚意，敢试陈之，惟足下采择焉。今世之人，既使人为铭，纳诸圹中，又使他人为铭，植之隧外。圹中者谓之志，隧外者谓之碑。其志盖以为陵谷有变，而祖考之名犹庶几其不泯也。然彼一人之身耳，其辞虽殊，其爵里勋德无以异也，而必使二人为之，何哉？愚窃以为惑矣。今尊伯父既有欧阳公为之墓志，如欧阳公可谓声名足以服天下，文章足以传后世矣，他人谁能加之？愚意区区，欲愿足下止刻欧阳公之铭，植于隧外以为碑，则尊伯父之名自可光辉于无穷，又足以正世俗之惑，为后来之法，不亦美乎？未审足下以为何如？

　　▼答张尉来书

　　五月五日，陕人司马光谨复书福昌少府秘校足下：

　　光行能固不足以高于庸人，而又退处冗散。属者车骑过洛，乃蒙不辱而访临之，其荣已多。今又承赐书，兼示以新文七篇，岂有人尝以不肖欺听闻邪？何足下所与之过也！始惧中愧，终于感藏以自慰，知幸知幸！光以居世百事无一长，于文尤所不闲。然窃见屈平始为骚，自贾谊以来，东方朔、严忌、王子渊、刘子政之徒踵而为之，皆蹈袭模仿，若重景迭响，讫无挺特自立于其外者。独柳子厚耻其然，乃变古体，造新意，依事以叙怀，假物以寓兴，高扬横骛，不可羁束，若咸、韶、护、武之不同音，而为闲美条鬯，其实钧也。自是寂寥无闻，今于足下复见之，苟非英才间出，能如此乎？钦服慕重，非言可迨。然彼皆失时不得志者之所为。今明圣在上，求贤如不及。足下齿发方壮，才气茂美，官虽未达，高远有渐。异月方将冠进贤，佩水苍，出入紫闼，吁谟黄阁，致人主于唐虞之隆，纳烝民于三代之厚，如斯文者，以光愚陋，窃谓不可遽为也。光顿首。

　　▼与景仁论乐书

　　九月二十一日，某再拜白景仁足下：蒙示房生尺法，云生尝得古本《汉书》云：“度起于黄钟之长，以子谷秬黍中者，一黍之起，积一千二百黍之广，度之九十分，黄钟之长，一为一分。”今文误脱“之起积一千二百黍”八字。故自前世以来，累黍为之，纵置之则太长，横置之则太短。今新尺横置之不能容一千二百黍，则大其空径四厘六毫，是以乐声太高。又尝得开元中笛及方响，校太常乐下五律，教坊乐下三律，皆由儒者误以一黍为一分，其法非是。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实管中，随其短长断之，以为黄钟九寸之管九十分，其长一为一分，取三分以度空径，数合则律正矣。景仁此来，盛称此论，以为先儒用意皆不能到，可以正积古之谬，袪一世之惑。

　　光窃思之，有所未谕者凡数条，敢书布陈，幸景仁教之。景仁曰：“房生家有《汉书》，异于今本。”光按累黍求尺，其来久矣。生所得书，不知传于何世，而相承积谬，由古至今，更大儒甚众，曾不寤也。又其书既云积一千二百黍之广，何必更云一黍之起？此四字者，将安施设？刘子骏、班孟坚之书，不宜如此冗长也。且生欲以黍实中，乃求其长，何得谓之积一千二百黍之广？孔子称“必也正名”乎？必若所云，则为新尺一丈二尺，得无求合其术而更戻乎？景仁曰：“度量权衡，皆生于律者也。”

　　今先累黍为尺，而后制律返生于度与黍，无乃非古人之意乎？光谓不然。夫所谓律者，果何如哉？向使古之律存，则龡其声而知声，度其长而知度，审其容而知量，校其轻重而知权衡。今古律已亡矣，非黍无以见度，非度无以见律，律不生于度与黍，将何从生邪？夫度、量、衡所以佐律而存法也。古人所为制四器者以相参校，以为三者虽亡，苟其一存，则三者从可推也。又谓后世器或坏亡，故载之于书，形之于物。夫黍者，自然之物，有常不变者也，故于此寓法焉。今四器皆亡，不取于黍，将安取之？凡物之度其长短则谓之度，量其多少则谓之量，称其轻重则谓之权衡。然量有虚实，衡有低昂，皆易差而难精，等之，不若因度求律之为审也。房生今欲先取容一龠者为黄钟之律，是则律生于量也，量与度皆非律也。舍彼用此，将何择焉？

　　景仁曰：“古律法空径三分，围九分，今新律空径三分四厘六毫，此四厘六毫者何从出耶？”光谓不然。夫径三分围九分者，数家言其大要耳。若以密率言之，径七分者，围二十有二分也。古之为数者，患其空积微之大烦，则上下辈之所为三分者，举成数而言耳，四厘六毫不及半分，故弃之也。又律管至小，而黍粒体圆，其中岂无负载庣空之处，而必欲责其丝忽不差邪？景仁曰：“生以一千二百黍积实于管中，以为九寸，取其三分以为空径，此自然之符也。”光按量法，方尺之量，所受一斛，此用累黍之法校之则合矣。

　　若从生言，度法变矣，而量法自如，则一斛之物，岂能满方尺之量乎？景仁曰：“量、权衡皆以千二百黍为法，何得度法独用一黍？”光按：黄钟所生，凡有五法：一曰备数，二曰和声，三曰审量，四曰嘉量，五曰权衡。量与衡，据其容与其重，非千二百黍不可。至于度法，止于一黍为分，无用其余。若数与声，则无所事黍矣，安在其必以一千二百为之定率也？景仁曰：“生云今乐太高，太常黄钟适当古之仲吕。”不知生所谓仲吕者，果后夔之仲吕耶？开元之仲吕邪？若开元之仲吕，则安知今之太高，非昔之太下耶？笛与方响，里巷之乐，庸工所为，岂能尽得律吕之正？乃欲取以为法，考定雅乐，不亦难乎？此皆光之所大惑也。君子之论，无固无我，惟是之从。景仁苟有以解之，使莹然明白，则敢不敛衽服义，岂欲徒为此諓諓也。

　　▼景仁复书

　　九月二十二日，镇再拜复书君实足下：昨日辱书，以为镇不当为议状，是房庶尺律法。始得书，愯然而惧曰：“镇违群公之议，而下与匹士合，有不适中，宜获戾于朋友也。”既读书，乃释然而喜曰：“得君实之书，然后决知庶之法是，而镇之议为不谬。庶之法与镇之议，于今之世，用与不用，未可知也。然得附君实之书传于后世，使后世之人质之，故终之以喜也。君实之疑凡五，而条目又十数，安敢不尽言解之？”君实曰：“《汉书》传于世久矣，更大儒甚众，庶之家安得善本而有之？是必谬为脱文以欺于镇也。”是大不然。镇岂可欺哉？亦以义理而求之也。《春秋》夏五之阙文，《礼记玉藻》之脱简，后人岂知其阙文与脱简哉？亦以义理而知之也。犹镇之知庶也，岂可逆谓其欺而置其义理哉！又云一黍之起于刘子骏、班孟坚之书为冗长者，

　　夫古者有律矣，未知其长几何，未知其空径几何，未知其容受几何，岂可直以千二百黍置其间哉？宜起一黍，积而至一千二百然后满。故曰一黍之起，积一千二百黍之广。其法与文势皆当然也，岂得为冗长乎？若如君实之说，以尺生律，汉书不当先言本起黄钟之长，而后论用黍之法也。若尔，是子骏、孟坚之书不为冗长，而反为颠倒也。又云“积一千二百黍之广，是为新尺一丈二尺”者，君实之意，以积为排积之积，广为一黍之广而然邪？夫积者，谓积于管中也；广者，谓所容之广也。诗云：“乃积乃仓。”孟康云“空径之广”是也。

　　又云“孔子曰‘必也正名乎’”者，此孔子教子路以正卫之父子君臣之名分，岂积与广之谓邪？又云“古人制律与尺、量、权衡四器者，以相参校，以为三者苟亡，得其一存，则三者从可推也”者是也。又云“黍者自然之物，有常而不变者”，亦是也。古人之虑后世，其意或当如是。然古以律生，凡古人之意，既知黍之于后世可以为尺，岂不知黍之于后世亦可为律，而故于其法为相戾乎？若如君实之说，则是古人知一而不知二也，知彼而不知此也。又云“径三分，围九分者，数家之大要，不及半分则弃之也”者，今三分四厘六毫，其围十分三厘八毫，岂得谓不及半分而弃之哉？《汉书》曰：“律容一龠，得八十一寸。”谓以九分之围乘九寸之长，九九而八十一也。今围分之法既差，则新尺与量未必是也。如欲知庶之量与尺合，姑试验之乃可。

　　又云：“权衡与量，据其容与其重，必千二百黍而后可。至于尺法，止于一黍为分，无用其余。若以生于一千二百，是生于量也。且夫黍之施于权衡，则由黄钟之重，施于量，则由黄钟之龠，施于尺，则由黄钟之长，其实皆一千二百也。”此皆《汉书》正文也，岂得谓一黍而为尺邪？岂得谓尺生于量邪？又云：“庶言太常乐太高，黄钟适当古之仲吕。”不知仲吕者，果后夔之仲吕邪，开元之仲吕耶？若开元之仲吕，则安知今之太高，非昔之太下者？此正是不知声者之论也，无复议也。

　　又云：方响与笛，里巷之乐，庸工所为，不能尽得律吕之正者。是徒知古今乐器之名为异，而不知其律与声之同也，亦无复议也。就使得真黍用庶之法，制为律吕，无忽微之差，乃黄帝之仲吕也，岂直后夔开元之云乎？《书》曰：“律和声。”方舜之时，使夔典乐，犹用律而后能和声。今律有四厘六毫之差，以为适然，而欲以求乐之和，以副朝廷制作之意，其可得乎？其可得乎？太史公曰：“不附青云之士，则不能成名。”君实欲成其名而知所附矣。惟其是而附之则可，其不是而附之，安可哉？谚曰：“抱桥柱而浴者，必不溺。”君实之议，无乃为浴者类乎？君实见咨，不敢不为此諓諓也。

　　▼再与景仁书

　　九月二十三日，光再拜景仁足下：前者妄为书以干聪明，意欲就大君子决所疑也。退而惧曰：“房生老儒远来，景仁方欲就其名，而我难问不置，得无罪于景仁乎？”既又自得曰：“景仁惟义之从，非人之私也，我又何惧？昨日得所示书，然后释然，而不我罪，而犹我教也。幸甚幸甚！”然其中犹有未察愚意，而直以强辞抗之，此所以愤愤不得饮默，必当自伸者也。

　　景仁曰：“我违群公之议，而下与匹士合，宜获戾于朋友。”此何言也？光虽不肖，岂肯教景仁枉道上同，以取容哉？顾所论何如耳。论苟是欤，虽褐宽博，当从而事之；论苟非欤，虽万乘之君，滋不受也。若以为彼贵人也，论虽是，当非之；此寒士也，论虽非，当是之。亦非中正之道，光所不为也。

　　景仁曰：“如光之说，以尺生律，《汉书》不当先言本起黄钟之长，而后论用黍之法。”是大不然。光非谓太古以来律必生于度也，特以近世古律不存，故返从度法度求之耳，安得不谓之度生于黄钟之长邪？景仁曰：“安知今之太高，非昔之太下？”是不知声者之论。是则然矣，然能知声之正者果谁耶？

　　又曰：“徒知今古乐器之名为异，而不知其律与声之同。”夫古今乐器与声之同，光亦知之。所不知者，今乐之太蔟或应古乐之大吕，今乐之大吕或应古乐之黄钟，则非光所及知也。岂徒光耳，自非古之神瞽，谁适知之？

　　景仁曰：“就使得真黍，用庶之法，制为律吕，无忽微之差，乃黄帝之仲吕也。”夫真黍或可得，而律吕不难制，若欲求无忽微之差则难矣。乃遽以房生之智为与黄帝同，亦以褒矣。景仁谓光欲成其名而知所附，若抱桥浴者。光始闻景仁论房生尺，则未敢谓之然。当是时，岂前知诸公绌房生之议乎？盖景仁欲以此抑之，使不敢语宜。苟欲立论求是者，安避此讥哉？避此讥而不为，非正直也。若乃尺法之可疑者，则前书论之已详，惟景仁未赐熟察耳，光复何言？若终如是而不可变，则愿附景仁之言，以达来世之君子而质是非焉。古之朋友，无不切磋琢磨以明其道，景仁必不罪其不已，从而往返不已也。

　　▼景仁再答书

　　九月二十四日，镇复书君实足下：

　　镇岂不知君实者也？君实之为人也，其性介，其言辩。其性介，故恶不介之名；其言辩，故能穷物之义理。故镇以不介之事加君实，以起君实之辩，而穷尺律之义理，因之以为戏也。孔子曰：“前言戏之耳。”诗曰：“善戏谑兮，不为虐兮。”君实何恤而愤愤不得饮默哉！来书六百七十有八言，而二百五十言及尺律。就二百五十言去前书重复者，其言无几矣。君实之辩义理，于此止乎？将亦有隐而未发者，何其释不介之事多，而论尺律之事少也？君实以为古者以律起尺，后世以尺起律；镇以为古者以律起尺，后世亦以律起尺，前书尽之矣，不复言也。君实云“今乐之太蔟，或应古乐之大吕，今乐之大吕，或应古乐之黄钟。”以为君实所不得知也者，岂直君实哉？古之神瞽亦不得知也。

　　岂直古之神瞽哉？古之后夔亦不得知也。何哉？无律也。古者以律而考声也。书曰“律和声”，周礼曰“执同律以听军声”是也。前书尽之矣，不复言也。君实言镇云用庶之法，则黄帝之仲吕，以为褒庶之智与黄帝侔者，非也。今农夫治田，禾、麻、菽、粟、黍、稷、梁、稻，以时而布之，或耕之，或耘之，或先种而后敛之，或后种而先敛之。有过之者曰：“此后稷之法也。”农夫之智，果后稷乎？老婢钻木取火，承以束缊，传以薪燎，治鸟兽之肉，炮之燔之，烹之煮之。有过之者曰：“此炎帝之法也。”老婢之智，果炎帝乎？医者能知药有阴阳配合，子母兄弟，根茎花叶，金石骨肉，有单行者，有相须者，有相使者，有相畏者，有相忌者，有相反者，有相制者。又能知人之手足、口、耳、眼、鼻、肤发、心腹、肾、肠受气之处而疗之。过之者曰：“此神农之法也。”医者果神农之智乎？然则君实之允，镇亦未得也。君实以为镇不熟察君实之书，尚有条目乎？幸一一疏示。不宣。镇再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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