传家集卷六十二　书启五

卷六十二　书启五

　　▼与王乐道书〔元丰三年八月作〕

　　昨日光退，与郭秀才再三评议。乐道所苦，盖本非大病，但药物过分剂，衣食不适宜，致困惫如此耳。光虽不晓医，观乐道羸瘠虽甚，然精神声气，殊未觉衰。愿乐道姑自保养，勿为过虑。凡人之所赖以生者，天地中和之气也。若不节饮食衣服，直以极热极寒疏利之药循环攻之，使中和之气何以自存乎？况今乐道之疾，上热下寒，服凉药则热未去而寒益甚，服温药则寒未减而热益加。然则所服之药，皆有损而无益也。光愚，欲望乐道尽屏去诸药，〔必不得已，止服参苓之类，扶助胃气可也。〕只调饮食，以待病气自退。饮食不惟禁止生冷，亦不可伤饱，亦不可伤饥。粟米性温，作薄糜，如药强服之，且有谷气以助养臓府。衣服不可过薄，亦不可过厚。加之弃置万事，勿以经怀，沈听内视，藏心于渊，恬淡逍遥，归于自然，使神安志适，骨肉都融，则中和之气油然自生。如此养之旬月，何疾不瘳矣。夫欲速则不达，半岁之病，岂一朝可愈？但当去其害之者，勿令过与不及，俟气血徐徐自复，则善矣。光夙夜为乐道思之，无以出此，辄敢献其区区。虽其言似迂，然收效甚远，在聪明详择之。

　　▼答新知磁州陈大夫〔游古〕书

　　正月二十二日，涑水司马光再拜复书知府大夫足下：光虽未获展际，然与令侄公廙相知，为日固久。近蒙贶书，并宠示先相国文集一通，三复书文，愧汗满颜。伏惟先相国闳才茂勋，布在竹帛，以其余力，发挥于文。光自为儿未齓时，固已诵相国之诗，况于今日，瞻仰遗文，譬如蓬莪生泰山之隅，依附而不知其高；鯈鲋历渤澥之尾，游泳而莫测其广。足下乃比之扬雄遇明哲君子，过矣。此岂后进小生所宜当也。前岁公廙校正先集，欲刻板摹之，广传于世。

　　光幸以邻居，公廙每有一事未明，一字未正，必垂访问。苟浅学所能及者，未尝敢有隐也；所不能及者，亦不敢质而阙之。请公廙访诸能者，此特磨研编削之比耳，岂足为有功于先集哉？乃蒙足下勤勤相谢，又褒借太过，虽增君子谦谦之美，顾小人不敢受而有，殆无地以自处。所幸者得閟藏先集，以诒子孙，俾转相授受，以永其传，乃其志也。

　　▼答范景仁书

　　近于梦得处连得所赐两书，闻泛西湖，浮潩水，登香菜楼，望陉山，起居甚适，差慰勤想。又蒙教以宜观素问病原，有疗病导引之方，且云铸周鬴汉斛已成，欲令光至颍昌就观之。虽古之儒者，闻善相告，见善相示，勤勤恳恳，殆不过此。其幸与感，何可胜言！但以家兄约非久入洛，须留此待之，不可舍去，故未敢轻诺，徒增耿耿耳。景仁所教诚善矣。孔子曰：“盍各言尔志。”窃不自揆，辄敢以所闻养生及治乐之道荐于左右。譬犹嘉谷既殖，必使佣役从而耘耨之；大厦既构，必使贱工从而砻斵之，然后克成其粹美也。景仁可能不鄙而听之乎？常记昔者与景仁同在贡院充点检官主文，试进士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论。当是时，场中秉笔者且千人，皆以为民之始生，无不禀天地中和之气也。

　　其文辞之美固多矣。以愚观之，似皆未得刘康公之指，常欲私出鄙意而论之，因循汩没，卒不能就，于今三十五年矣。因景仁教以养生之道，敢试言之。康公之言曰：“民受天地之中以生，所谓命也。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，以定命也。能者养之以取福，不能者败之以取祸。今成子惰，弃其命矣。”盖所谓生者，乃生存之生，非始生之生也。夫中者，天地之所以立也。在易为太极，在书为皇极，在《礼》为中庸。其德大矣，至矣，无以尚矣。上焉治天下，下焉修一身，舍是莫之能矣。就其小小者言之，则养生亦其一也。何以知之？夫人之有疾也，必自于过与不及而得之。阴阳风雨晦明，必有过者焉；饥饱寒燠，劳逸喜怒，必有偏者焉。使二者各得其中，无疾矣。阴阳风雨晦明，天之所施也。饥饱寒暑劳逸喜怒，人之所为也。人之所为苟不失其中，则天之所施虽过亦弗能伤矣。木朽而蝎处焉，肉腐而虫聚焉，人之所为不得其中，然后病袭焉。故曰：“养僃而动时，则天不能病也。”是以圣人制动作礼义威仪之则，所以教民不离于中，不离于中，所以定命也。

　　能者则养其中以享福，不能者则败其中以取祸，是皆在己，非在他也。诗云：“人而无礼，胡不遄死。”记曰：“人有礼则生，无礼则死；人无礼则失中，失中则弃命矣。”刘康公所以能知成肃公之将死，盖用此道也。彼素问病原之说虽佳，恐漫汗支离，不若此道之为明且约也。昔者圣人造次而动，不爽于和，纵心所欲，不失其中，施之于身，则有余矣，将以教天下，垂后世，则未能也。是故调六律、五声、八音、七始以形容其心，制吉凶、宾、军、嘉礼以轨物其德。使当时及后世之人，虽四海之远，千载之久，听其乐则洋洋乎其心和，常若圣人之在其上；循其礼则肃肃然其体正，常若圣人之处其旁。是以大夫无故不撤簨簴，士无故不撤琴瑟，朝夕出入起居，未尝不在礼乐之间，以收其放心，检其慢志，此礼《乐》之所以为用也。

　　周室既衰，礼缺乐弛，典章亡逸，畴人流散，律度量衡不存乎世，咸英韶頀不传乎人。重以暴秦焚灭六籍，乐之要妙存乎声音，其失之甚易，求之甚难。自汉以来，诸儒取诸胸臆，以亿度古法，牵于文义，拘于名数，较竹管之短长，计黍粒之多寡，竞于无形之域，讼于无证之庭，迭相否臧，纷然无已，虽使后夔复生，亦不能决。彼周鬴出于考工记，事非经见，是非固未得而知。如汉斛者，乃刘歆为王莽为之，就使其真器尚存，亦不足法，况景仁复改其制度，恐徒役心力，费铜炭而已。孔子曰：“礼云礼云，玉帛云乎哉？乐云乐云，钟鼓云乎哉？”今先王之乐，余音遗文既不可得而睹闻矣，盍亦返其本乎？《乐记》曰：“礼乐不可斯须去身。”致乐以治心，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。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，乐则安，安则久，久则天，天则神。天则不言而信，神则不怒而威，致乐以治心者也。

　　致礼以治躬则庄谨，庄谨则严威。中心斯须不和不乐，而鄙诈之心入之矣；外貌斯须不庄不谨，而易慢之心入之矣。乐也者，动于内者也；礼也者，动于外者也。乐极和，礼极顺，内和而外顺，则民瞻其颜色而弗与争也，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。此乐之本，礼之原也。夫乐之用不过于和，礼之用不过于顺，二者非徒宜于治民，乃兼所以养生也。如某者虽知之，常病未能行之。今老矣，犹庶几强勉而学焉，以养其余生。亦愿景仁共勤此道，捐其末，求其本，舍其流，取其原，致乐以和其内，致礼以顺其外。内和则疾疹不生，外顺则灾患不至。疾疹不生则乐，灾患不至则安。既乐且安，志气平泰，精神清明，畅乎四支，浃乎百体。如此则功何以不若伶伦、师旷？寿何以不若召康、卫武？《医经》《病原》皆可焚，周鬴汉斛皆可销矣。景仁以为何如哉？抑礼乐乃天地人之大伦，自古大贤君子尚不敢轻议，而狂简小子辄妄言及之，是宜得诛绝之罪于圣人。赖景仁之知我，如鲍叔之知管仲也，不以为僣，不以为狂，庶几有可采择于其中焉。

　　▼景仁又答书

　　某启：辱书言考工记及刘歆所铸斛，并素问病原，不可不复。窃谓舜巡四岳，则同律度量衡。孔子曰：“谨权量，四方之政行焉。”以是知圣人之于尺量权衡恃以为治者，而尺量权衡必本于律，律必有声，以考其和，此乐之所由作也。周之鬴，汉之斛，其法具存。魏晋以来，其尺至有十五种，盖由横黍纵黍所为，而不禀于律也。然卒不能作乐，止用旧声，终唐之世，无变改者。至周王朴，始用魏、晋所弃之法，遂以仲吕为黄钟。太祖皇帝患之，特下一律。仁宗皇帝留意数十年，终无所得。及上仙，太皇犹以李照、胡瑗所铸铜律置神御前。然李照以纵黍累尺与今太府，其律又应古乐，而钟磬才中太蔟，是乐与律自相矛盾也。

　　胡瑗之乐，君实详知之，此不复云。前岁议乐，按太常鏄钟，皆有小大轻重，非三代不能为。然最大者今为林钟，而仲吕乃居黄钟子位，考之正差五律，与前后言者相符，虽经镌凿，尚可补治，若以大小次之，必得其正。近又用李照之乐，则不若仲吕之愈也。何则？太蔟商声，宋子京所谓“君实寄于臣管”是也，是大不可。又况十二律皆有清声，花日新撰谱，与郑、卫无异，而以荐郊庙，可乎？《考工记》，世以为汉儒所为，汉志载刘歆之说牵合，某亦于二书深疑之。近因鬴斛考其制作，不复疑矣。

　　又知太府之尺与权衡，皆古之禀于律者，惟量出于晋、魏之贪政，与律不合，须君实面言乃悉。窃以为论此者，今世无如吾二人讲求问难之多而且久也。得君实来，协同其说，以破千余年之惑，为后世之传，则吾徒事业，固亦不细矣。难兄若朝夕来，不敢奉邀，候归陕，岁首垂访，春中却同入洛，幸也。刘康公论极佳，此诚非举人之所能到。然素问专主于医，非黄帝莫能为者。某至颖昌，已再读矣，须有所得，恨读之之晩。《病原》乃申《素问》之说，易为观览。若君实不倦，亦不可忽，于身大有所益。圣人之于后世如此。但恐未可焚烧鬴斛费铜炭则然，亦不可错弃。恃念。不宣。某再拜。

　　▼与范景仁第四书

　　某启：近领正月十二日书，续又领所赐论医及乐书，教诲勤勤，感藏无已。医书固难测，素问、巢源在其中最精奥，诚如所谕。光前书所云者，非敢废弃之也。窃谓医书治已病，平心和气治未病，冀景仁既得其本，则末可焚也。然谓素问为真黄帝之书，则恐未可。黄帝亦治天下，岂可终日坐明堂，但与岐伯论医药针灸耶？此周、汉之间，医者依托以取重耳。古律既亡，胡、李之律生于尺，房庶之律生于量，皆难以定是非。光为景仁言之熟矣，今不复云。权量虽圣所重，又须更审法制，修废官，然后政行于四方，恐未可专恃以为治也。又今之权量，未必合于圣人之权量也。夫中和，乐之本也；钟律，乐之末也。本，巧也；末，规矩也。虽不尽善，犹能成器。若规不规，矩不矩，虽使良工执之，犹将惑焉。光是以愿景仁销新铸之鬴斛，不欲使传于后世。万一有知乐者，音律既合于古矣，不幸得景仁之器，考之而不合，反以自疑曰：“景仁贤者，岂肯作器以误我？”更惑于其所学矣。此光之所大惧也，望景仁察之。数日来顿暄，洛城花卉如锦，家兄已到，光未可离此。景仁既许来，千万勿食言也。

　　▼景仁答第四书

　　人来，得二月十六日手书，承体候已就平复，不胜喜慰。又云“平心和气，以治未病。”君实之心未尝不平，其气未尝不和，而不能治未病。某窃恐所有之乐，如议之乐尔。医与乐皆出于黄帝、岐伯，乃当时之工也。圣人立法之时，不可不如此周悉。其书不若虞书，周、汉间依记以取重者亦然也。尺量权衡亦起于当时，何则？已有律。至虞书“同律度量衡”，舜虑四方，而此三物者不禀于律，则风俗不可以统同，故每岁巡于方岳，下考而齐一之，安得为不恃此以为治？今之尺乃古之尺，今之权衡乃古之权衡。前年以古乐声为黄钟，长九寸，三分损一为林钟，长六寸，律皆围九分。黄钟积实得八百一千分，三分损一，林钟得五百四十分。十二律皆如此率，而其声协。此乃增律之一寸以为尺，岂生于量也？与今之太府尺正同。又以黄金方寸得一斤，乃知太古权衡皆古法也。

　　惟量比律十三分二之大，此盖出于魏晋以来贪政也。即以所制律考太常鏄钟，未位最大者乃应黄钟，子位中者应仲吕，前后人言高五律者不虚矣。古者十二钟皆有大小，犹十二律之有长短也，犹鬴斛之有轻重也。以律之径三分，至鬴之方尺，圆其外之百三万六千八百分，斛之方尺圆其外庣旁九厘五毫之百六十二万分，皆无差也。律者，乐之本也，钟鼓云乎哉？盖病后世专事钟鼓而不知本也。刑名之书谓之律者，取此也。五刑之属三千，其罪之大小，情之轻重，苟不以律，则不得其当，犹无律而定乐也。胡先生律围十三分三厘八毫者八，围九分者一，围八分四厘者一，围七分九厘五毫者一，外有损益而内无损益，何也？为声之不协此也，黄钟之律短也。黄钟之律短者，由以尺而生律也。君实若不见过，一观鬴斛，某惧后世待君实为执一而不变人也，非所闻之君实也。

　　▼与景仁第五书

　　光启。范朝散来，领二月二十三日及晦日两书。所云递中书未尝得，盖二十三日书即是也。夫治心以中，此舜、禹所以相戒也；治气以和，此孟子所以养浩然者也。孔子曰：“爵禄可辞也，白刃可蹈也，中庸不可能也。”然则中和者，圣贤之所难。而来示谓光心未尝不平，气未尝不和，犹不免于病，此言过矣。以光方于古人，乃下之下者也，于圣贤之道，曾不能望其藩篱，然亦知中和之美，可以为养生作乐之本。譬诸万物，皆知天之为高，日之为明，莫不瞻仰而归向之，谁能跂而及之耶？向所以荐于左右者，欲与景仁黾勉共学之尔，安能遽入其域邪？至于景仁去冬为酒所困，发于耳，发于牙，是亦过中之所为也。又云：“今之尺乃古之尺，今之权衡乃古之权衡，惟量比所为律十三分二之大。此无他，出于魏晋以来贪政也。”

　　光为尺量权衡，自秦、汉以来，变更多矣。今之尺与权衡，岂得犹是先王之所用邪？彼贪者知大其量以多取人谷，岂不知大其尺以多取人帛，大其权衡以多取人金乎？且尺量权衡，公私所其用也。敛之以大量，则给之亦以大量，贪者何所得乎？此则众人共知其不然明矣。“黄金方寸，其重一斤”，恐亦据今之尺与权衡言之尔。唐自安史之乱，雅乐工器，什不一存，逮于黄巢，荡无孑遗。有殷盈孙者，更案《考工记》，始铸鏄钟十二，五代用之，周世宗更命王朴考正其音。后今以景仁律验之，在未位者已中黄钟，则是太常鏄钟下七律也，不知何故反以为合？又景仁所谓律与鬴斛之分数，光未甚解，岂非语其容受耶？景仁亦以千二百黍为一龠，则二百四十万黍为一斛，以今斛概之，何啻大十三分之二耶？此皆愚所不及，非面议莫能尽也。向谓景仁必入洛，庶得相与极论养生作乐之本。今景仁既不来，光又不得往，郁郁之志，殊未便也。

　　▼景仁复第五书

　　某复书君实足下：辱手书，言中和之难，诚是也。礼云：“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。”言帝王中和之化行，则阴阳和，动植之类蕃，非为一身除病而禁医书也。孟子养浩然之气，荣辱祸福之不能动其心，非除病之谓也。某向之病，诚由饮食过中，是饮食过中，非中和也。尺与权衡合于律，惟量为三分之大，自魏晋，自秦汉，俱不载于书，不可知也。大敛之，大给之，亦不可知也。古有什一之税，而鲁什二，汉什五，秦大半，皆大敛也，不必大其量是也，亦恐便于用而致然尔。今尺合于律，权衡合于律，而鬴斛之轻重合于权衡，尺之方深合于量，又与古乐声正同。所谓量者，一律之容为一龠，千六百四十龠为一鬴，百三万六千八百分之实也。二千龠为一斛，百六十二万分之实也。

　　自古至今，黄金无变者，尺之法、权衡之法不可变，亦犹是也。其数与声、与尺、与权衡皆禀于律，独量为不禀，必有自来矣。不见于书，所以疑其自魏晋也。以胡先生乐书考之，乃知其律短而声高。君实不求此，而袭先儒之误，乃云“未甚解鬴斛之分”者，正以此也。君实深于算，请自律分推而至于权衡尺量，则焕然无疑矣。求位最正者曰林钟，自六月至十一月则黄钟位也，非有七律。子位中者曰仲吕，自十一月至四月则仲吕位也。前所谓各高五律非谬矣。太常鏄钟，恐非盈孙所为。是时尺法亡久矣，安得如考工记有大小轻重之法乎？故曰“非周以前莫能为者。”累谕议不决。时以《汉书》脱文及《隋书》所载先儒之误，非君实误也，更详思之。

　　▼与范景仁论中和书

　　光再拜。自四月来，连于梦得处领三书，以无的便，久未之报，惟景仁必能察其非惰慢也。来书主鬴斛论甚确。光寡学，于钟律实所不解，不足以辨是非。向者互相攻难，聊资戏笑耳。今若喋喋为报，乃是求胜而强相加，争言而竞后息，非素志也，且置是论。至于中和为养生作乐之本，此皆见于经传，非取诸光之胸臆，不可忽也。《诗》云：“呦呦鹿鸣，食野之蘋。”鹿得美草，犹呼其类共食之，况君子得美道，可不告其执友而共学之乎？何光区区仰告之勤，而景仁却之之坚，曾不熟察也。

　　来示云：“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。”言帝王中和之化行，则阴阳和，动植之类蕃，非为一身除病也。夫和者，大则天地，中则帝王，下则匹夫，细则昆虫草木，皆不可须臾离者也。岂帝王则可行，而一身则不可行耶？人苟能无失中和则无病，岂待已病然后除之邪？夫养生用中和，犹割鸡用牛刀，所益诚微，然生非中和，亦不可养也。譬如用勺水涤一器，景仁见而责之曰：“夫水所以浮天载地，生育万物，汝何得用之涤器？”如此则可乎？不可乎？又云：“孟轲养浩然之气”，言荣辱祸福不能动其心，非除病之谓也。夫志，气之帅也，苟不以中和养其志，气能浩然乎？苟气不浩然，则荣辱祸福交攻之，终日戚戚，陨获充诎，能无病乎？孔子曰：“仁者寿。”又曰：“大德必得其寿。”彼仁与德，舍中和能为之乎？

　　又云：“向之病，诚由饮食过中。”是过饮食之中，非中和也。光诚愚，不知饮食之中，非中和更为何物也。光所以愿者，欲景仁举措云为，造次颠沛，未始不存乎中和，岂于饮食独舍之乎？此则尤所不解也。夫中和之道，崇深闳远，无所不周，无所不容。人从之者，如鸟兽依林，去之者如鱼虾出水，得失在此，于彼奚损益焉。而光重复反复言之，犹嘘温以助春，吹寒以佐冬，徒自困苦，夫何为哉？正身遇所忠爱，不能自默耳。夫己自未能力行，而遽以强人，此孔子所谓道听而塗说，宜人之不见信也。然景仁明如离朱，中和之益，著于南山，岂景仁所不能睹哉？或者偶未之思耳。向者所蒙教诲，何敢忘之。但承其意，不承其术。谨当熟读中庸，以代素问、巢原，熟读乐记，以代考工记律历志，庶几有得于桑榆，启发其端，皆自益友之赐也。至幸至幸！至感至感！不宣。光再拜。

　　▼景仁答中和书

　　君实示谕，在书为皇极，在礼为中庸，在天为中和，在人为中和。天不中不和则病人，人不中不和则病天，此所谓天人相与之道也。孔子大圣，不能救周之衰；孟子养浩然之气，至大至刚，不能救战国诸侯之乱。何则？无位也。若夫闾巷之间，数十百家同一日时，无贫富贵贱贤不肖，或病或死，此所谓天病人也。天病人者，人病天也，岂一人之身所致哉？有位者之职也。君实体孔、孟之道者，家居而欲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，难矣哉！语曰：“子疾病。”孟子曰：“昨日病，今日愈。”是病亦不能除也。乐议终未见果决，续附三篇，皆前议阙者，幸详览焉。

　　▼与景仁再论中和书

　　光启。许人至，得五日所赐书，承气体休佳，至慰至喜。示谕，孔子、孟轲亦病。凡议论者，以此所有，佐彼所阙，以此之是，变彼之非，告之以忠，进之以直，彼当察之以公，受之以虚。若馈献之相交，贸易之相资，各得所求，故可贵也。光前献乐议，景仁已拒之。今献中和之论，又不售。若墨翟守千仞之城，以待勍敌，使光何自而入焉？夫聚财异于用兵，用兵则贵必胜，聚财则贵多得。今光屡有所献，皆不克纳。借使光服其不胜，然于景仁亦何得哉？岂可徒竞无穷之辞？请亦置是论。处暑以来，天气顿凉，望慎护自爱而已。

　　▼景仁再答中和书

　　以律生尺，黄帝之法也；以尺生律，蔡邕及魏以来诸儒之误也。邕又谓铜律为铜龠，君实以邕及魏、晋以来诸儒之误见贶，某报以黄帝之法，岂非谅直而忠告者邪？至若人有生而中和者，有生而暴戾者。生而中和，得礼乐以辅导之，则为贤为圣，以至于神而不可知；生而暴戾，得礼乐以教训之，则为善良，为贤才矣；不得礼乐，则遂为恶人，不可悛革者也。至于天地位，万物育，要须见在位设施之如何。某以所有、以所是奉献，而君实略不虚以受之，遽欲置是二说。二说皆未可置，必是非定乃已，然后为公，而不竞于为强辞也。

　　▼与范景仁第八书

　　来论云：以中和作乐及养生之议未可置，必是非有定乃止。此议上有先圣，下有来哲，是非必有所定。若但以笔舌相攻，则光与景仁借令有老彭寿，是非何时而定耶？是以置之。昨在乡里，作《绝四》及《致知在格物》二论，辄敢录呈。有不合于理处，更告景仁攻难，庶得求其是而从之，勿以前不受教，遂弃之也。

　　▼景仁复第八书

　　皇祐中，与君实官太常，同议大乐，阮天隐、胡先生深诋李照非是。最后房庶来，又言二人者亦非是。何则？以尺而起律也。又谓王朴之乐高五律。已而依庶之说，令制尺、律、龠三种，而律才下三格，与李照同。是时朝廷特授庶一官，罢归，庶亦自黜其言之不中。然君实初与胡、阮非李照者，近时又以前史不可刊。今按前史抵误，献十条，才录七条以呈，请详观之，于义理可刊不可刊。大抵吾侪读经史，经有注释之未安者，史有谈录之害义理者，或为论，或为辩以正之，所以见为学之志而示于世，注者，子是也。今夫乐自太祖病之，太宗、真宗、仁宗讲求之至，必欲救正之。列圣之所拳拳者，盖以礼乐治国之大，而不可一日慢，况乐之太簇为黄钟，宫商易位哉？君实今所主，是前与胡、阮非之者。君实前非李照，今复主之，岂未思之邪？《王朴乐》，某亦同房庶非之，虽高五律，君臣民事物不相干，今复欲用之，照乐得也。胡瑗所作，比王朴下半律，仲更尝言之，君实已悉。李照之乐，声虽发掦，又下三律，然君臣民事物皆失其位，不可不深念之。

　　▼与范景仁第九书

　　闻景仁欲奏所为乐，此大不可，恐为累非细。是非未论，或招悔吝，尚可，举措所宜慎惜也。区区之恳，尽托寻叟布之左右，愿垂识察。光宁可为景仁屈服？景仁所论为是，光所论为非，不愿景仁上此奏也。且景仁所论果是，但存文字，传于后世，必有施行之时，何必汲汲自荐于今日也？切告切告！不可！不可！

　　▼景仁复第九书

　　义有轻重，事有取舍。悔吝举措轻也，可舍也；乐重也，不可不奏。前年定乐，乐工有言其非者，朝廷鞭配之。乐之误不及匿名事，又一救得其义，与悔吝取舍，孰为重哉？

　　▼景仁又复书

　　郊坛设黄道午陛，执政大臣及从官赞引初献而引亚献、终献可乎？误则百官瞻望以为何如？天地神祗、宗庙社稷之灵以为何如？此《礼》之失易见者也。况乐隐奥，而律吕君臣自有上下次序，失则又不能知，而天地神祗、宗庙社稷亦见之矣。以是而思，不可不论重焉。

　　▼与景仁论积黍书

　　六月中，于梦得处连辱两书。自尔以通鉴欲进御，结绝文字，日不暇给，以是阙然，久不修报。计景仁虽怪之，必知其非疏怠也。光与景仁自皇祐中论乐，迄今三十年，笔舌往返，前后非一。今更欲竭肺肝以仰告，亦止于陈言重复，秪增烦渎，无益于析理也。然景仁今书所诘责者，亦不可不略自辨。来示云，光与胡、阮前非李照，今又复主之。光向时所上闻者，正以房庶妄改汉书，以就私意，谓景仁不宜信而从之。近日所上闻者，止为景仁以今之太府尺即黄帝时尺，恐不然耳。至于音律高下，素非光所习学，实不晓其是非，亦不知王、李、胡、阮之相去几律，何尝敢不所主、有所非邪？此则所不敢当也。

　　来示云：“经有注释之未安，史有记录之害义理者，不可不正。”此则诚然。然须新义胜旧义，新理胜旧理，乃可夺耳。如“浴乎沂”，“十月五日星聚东井”之类是也。至于房庶所改《汉书》云：“一黍之起，积一千二百黍之广”，全不成文理，岂可遽改旧书邪？其余则与景仁之志殊塗而同归。景仁以礼乐为治国之大而不可慢，光岂以为小而可慢耶？景仁吹律吕，考钟磬，校尺量，铸鬴斛，以求先王之乐，光谓先王之乐，大要主于中和而已，亦犹景仁谓衣有青赤黄白黑之异，光谓主于温而已矣。景仁谓食有酸苦甘辛咸之异，光谓主于饱而已矣。

　　然则景仁岂能全废光之说，光岂敢尽不用景仁之论邪？彼诸家言乐者，各有十二律五音，更相是非，如五方之人，言语不通，饮食不同，各谓我是而彼非，孰能正之？从景仁之乐视之，则王朴君臣民事物全不相干，李照皆失其位。使二人复生于今日，视景仁之乐，未知其云何也。若欲知其真是真非，必有如伶伦、后夔、师旷者，始能知之耳。今既未有其人，愿景仁且以所著乐说与光书合藏之，以俟后世必有知乐者能辨之也。光之言止于此。自今景仁复以乐论相示，亦不敢对也。

　　▼景仁答积黍书

　　某与君实议乐，前后几万言，不出于以尺起律、以律起尺二事为异同尔，其余则泛同传记证左而已。最先者，君实以为房庶改汉书“一黍之起，积一千二百黍之广”八字。某以为汉书前言分、寸、尺、丈、引，本起黄钟之长，后言“九十分黄钟之长”，则八字者不可谓庶自为，且庶亦不能为也。尺量权衡皆以千二百黍，在尺则曰黄钟之长，在量则曰黄钟之龠，在权衡则曰黄钟之重，皆千二百黍也，岂独于尺而为不成文理乎？《隋书》诸儒之论，始以一黍为一分之说。若尔，则黄钟积实一千二百分，而八百一十分者非也。

　　自蔡邕不能知，谓铜律尺为铜龠尺，黄钟万事根本，尺量权衡之所亶者，而诸儒尺至有一十五种，逮今千余年，无人是正。吾侪业已留意，可不为终之乎？君实以青赤黄白黑主于温，酸苦甘辛咸主于饱，谓为某说不然。五色者之于衣，华于身而已；五味者之于食，适于口而已，乌取于温饱而云乎哉？见君实议乐，正如是矣。王朴之乐，君臣民事物全不相干，以仲吕为黄钟而次比之，知其然也。李照之乐，皆失位者，以太蔟为黄钟而次比之，知其然也。此非面陈不可。持国约石淙相见，至时亦当一往以究其说。君实云：“必有伶伦、后夔、师旷始能知之。”某以为三人亦不能知。何则？无律也。书云：“律和声。”礼云：“吹律听军声。”《传》云：“虽有师旷之聪，不以六律，不能正五音，故知三人者，有亦不能知之，无律故也。”

　　君实云：“示谕七条，或然或否，不知何者为然，何者为否？请一疏示，当为修改。”某谓太府尺为黄帝时尺，考李照之律与尺而知其然。李照以太府尺纵黍而累之，亦牵于隋书之说也。然其乐比其律高三律，律是而乐非也。何以知今之尺是黄帝时尺？以黄帝之法为律以起尺，十二律内外皆有损益，其声和而与古乐合以为鬴斛，而其分数、其轻重，又与周官、汉斛铭并同，无毫厘之差。以此知太府尺、太府权衡，皆黄帝时物也，其法与黄帝之法同起于律也。隋谓之开皇官尺，历唐以至于今者，谓隋、唐尺，则人皆信之，谓黄帝时尺，则皆骇矣。自隋以来，至唐以及五代，最为乱世，而此物不变，则自秦至三代至五帝而上，黄帝又何疑哉？千岁之日，今日是也。谨此复命。

　　▼又小简

　　乐为小事，为大事。王朴、李照、胡瑗三家，君实不决是非，是慢而小之也。但看今之君臣民事物可知之。往年孙宣公、冯章靖、宋之京非李照乐，乃召阮逸、胡瑗、房庶令修之。君实当时与胡、阮同，非李照者，今所用乃李照乐，君实云不改，何也？持国大地失脚，正可以君实《中和乐》呼之。五方之人言语不通，信然。至于歌乐则一，岂有我是而彼非？君实之言可全废，某之言不可不尽用。何则？盖无不是也，古人之皆不到也。十二律皆有损益而和也，岂不为新义胜旧义，新理胜旧理乎？所恨至是未有人是之。

　　▼景仁答中和论

　　中庸曰：“中者，天下之大本。”其传曰：“中为大本者，以其含喜怒哀乐，礼之所由生，政教自此出也。”某以为中者，对外而为言也。君实曰：“中，皆不近四旁之名也。指形而言之，则有中有外。此书以中庸为名，所指者盖德也，非形也。”某以为心者在身之中，有知而无形者也。请以堂论之。身，形也，犹堂也。对外而言，则举堂之内皆中也。若以不近四旁为中，则堂之中又有中焉，非所谓舍藏之中，乃得中之中也。君实又曰：“喜怒哀乐之未发，既谓之中，则及其既发，当谓之外。”某又以为发者，由中出者也，出而中节，非外而何？亦何必曰外？又如君实之说，此书以中庸为名，指德而言，则有中有和。若然，则经当云“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，发而皆中节谓之庸”也。此书虽以中庸为名，至于左右其说，始终其义，不害旁有证援也。君实不喜老、庄及辅嗣之说，不敢复有称引，今直以本篇义明之。经曰：“诚者，天之道也；诚之者，人之道也。诚者，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从容中道，圣人也。诚之者，择善而固执之也。”故有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之说。

　　君实又曰：“曷若治心养气，专以中为事，动静默语，未尝不在乎中。”此正所谓择善而固执之，诚之者也。至于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从容中道，岂治心养气者所能办哉？所谓诚者，非别有一物也，但诚其心而已矣。心至于不勉不思，而中道至矣。譬如钟，大叩之则大鸣，小叩之则小鸣，以其中虚也。大小自外而至者也，钟岂预设小大于中而应之哉？所谓过与不及者，亦因时称事而为之中也。时有异变，事有异宜，亦岂可预设中于心而待之也？荀卿大学，君实之所信也。其论心不过曰虚、曰静、曰定。虚、静、定，虽非兀然如木石，亦岂可形容哉？孟子曰：“操则存，舍则亡，出入无时，莫知其乡，惟心之谓欤？”亦言心之无定在也。书曰：“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。”盖言心能精一，则信执其中也。

　　君实既以大本之中便为无过与不及，则其下岂当复云“发而皆中节”也？经云：“惟至诚为能尽其性，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，尽人之性，则尽物之性，尽物之性，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。”然则位天地，育万物，盖圣人得位者之所能也。孔子曰：“予欲无言，天何言哉？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。”此圣人有其道无其位者也。经之末又引子曰：“声色之于化民，末也。”诗曰：“德輶如毛，毛犹有伦。”以毛为犹有伦，则又明以“上天之载，无声无臭”，则圣人之心之德与天地参矣。但可以意通，而不可以形得也。今夫穹然而体高，苍然而色正者，天之形也。雷、风、日、月、山、泽为天之用者，圣人深拱法宫，其迹则百官承序，万物乐生，究其用，盖有不可见者矣。易曰：“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。”语器，则自天以下皆器也；语道，则不可见者皆道也。《孟子》曰：“大而化之之谓圣，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。”非立天下大本者，其孰能与于斯？愚故曰：“明乎此者，其见天地圣人之心乎！”

　　▼韩秉国书

　　维启：春气斗温，伏惟动止安和。相见之期，竟未有定，殊增耿耿。见与景仁书，似怪鄙拙论议，于公有所未尽者。向读《中和论》，疑“中”字解释未甚明，然未敢决然以为非也。今试妄言，烦公一阅，是非幸复垂谕，以解愚蔽。胸中所欲言者，非可以书尽，惟冀自爱重而已。谨手启，不宣。

　　▼秉国论中和书

　　中之说有二：对外而为言，一也，无过与不及，一也。喜怒哀乐之未发，漠然无形，及其既发，然后见其中节与不中节也。故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，发而中节谓之和。人之心虚则明，塞则暗。虚而明，则烛理而无滞，应物而不穷。喜怒哀乐之发，有不中节乎？中节则无过与不及矣，有不和乎？在《易》之卦，虚其中曰离，为日，为南方，为火。

　　王弼解《复》“其见天地之心”云：“天地以本为心者也。雷动风行，运变万化，寂然至无，是其本也。春萌夏长，秋落冬闭，日月之行，星斗之运，此天地之迹可见于外者也。张官置吏，发号施令，事功之修举，民物之茂遂，此圣人治天下之迹，可见于外者也。”若其所以迹者，盖莫得而拟议也。凡物莫不有此本，又众本之所自出，故曰“大本。”凡物不得其节，则过与不及，施于用则为蔽塞，为睽乖，为不行，为患难。无此四者，和矣，故曰“达道。”明乎此者，其见天地圣人之心乎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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