起请科场札子_司马光

起请科场札子

　　臣伏睹朝廷改科场制度，第一场试本经义，第二场试诗赋，第三场试论，第四场试策。试新科明法，除断案外，试论语、孝经义。奉圣旨，令礼部与两省学士、待制、御史台、国子监司业集议闻奏。臣窃有所见，不敢不以闻。凡取士之道，常以德行为先，文学为后。就文学之中，又当以经术为先，辞采为后。是故周礼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宾兴万民，汉以贤良方正、孝廉质朴敦厚取士。中兴以后，取士尤为精慎。至于公府掾属、州从事、郡国计吏、丞史、县功曹、乡啬夫，皆择贤者为之。苟非其人，则为世所讥贬。是以人人思自砥砺，教化兴行，风俗纯厚。乃至后世陵夷，虽政刑紊于上，而节义立于下，有以姧回巧伪致富贵者，不为清议所容。此乃德化之本源，王者所先务，不可忽也。

　　熹平中，诏引诸生能文赋者待制鸿都门下，蔡邕力争，以为辞赋小才，无益于治，不如经术。自魏、晋以降，始贵文章而贱经术，以词人为英俊，以儒生为鄙朴。下至隋、唐，虽设明经、进士两科，进士日隆而明经日替矣。所以然者，有司以帖经、墨义试明经，专取记诵，不询义理，其弊至于离经析注，务隐争难，多方以误之。是致举人自幼至老，以夜继昼，腐唇烂舌，虚费勤劳，以求应格。诘之以圣人之道，瞢若面墙，或不知句读，或音字乖讹，乃有司之失，非举人之罪也。

　　至于以赋、诗、论、策试进士，及其末流，专用律赋格诗，取舍过落，擿其落韵失平侧，偏枯不对，蜂腰鹤膝，以进退天下士，不问其贤不肖，虽顽如跖、蹻，苟程试合格，不废高第；行如渊、骞，程试不合格，不免黜落，老死衡茅。是致举人专尚辞华，不根道德，涉猎钞节，怀挟剿剽，以取科名。诘之以圣人之道，未必皆知，其中或游处放荡，容止轻儇，言行丑恶，靡所不至者，不能无之，其为弊亦极矣。神宗皇帝深鉴其失，于是悉罢赋、诗及经学诸科，专以经义、论、策试进士。此乃革历代之积弊，复先王之令典，百世不易之法也。

　　但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，欲盖掩先儒，令天下学官讲解及科场程试，同已者取，异己者黜，使圣人坦明之言转而陷于奇僻，先王中正之道流而入于异端。若已论果是，先儒果非，何患学者不弃彼而从此，何必以利害诱胁如此其急也？又黜《春秋》而进《孟子》，废六艺而尊百家，加之但考校文学，不勉励德行，此其失也。凡谋度国事，当守公论，不可希时，又不可徇俗。宜校是非之小大，利害之多少，使质诸圣人而不谬，酌于人情而皆通，稽于上古而克合，施之当世而可行，然后为善也。

　　今国家大议科场之法，欲尽善尽美。以臣所见，莫若依先朝成法，合明经、进士为一科，立周易、尚书、诗、周礼、仪礼、礼记、春秋、孝经、论语为九经，令天下学官依注疏讲说。学士慱观诸家，自择短长，各从所好。春秋止用左氏传，其公羊、谷梁、陆淳等说并为诸家，孟子止为诸子，更不试大义。应举者听自占习三经以上，多少随意，皆须习《孝经》《论语》，于家状前开坐，习某经某经。又每岁委升朝文官保举一人，不拘见在任不在任，是本部非本部，各举所知。若系亲戚，亦于举状内声说。

　　其《举状》称：“臣窃见某州某县人某甲，有何行能，臣今举堪应经明行修科。于后不如所举，臣甘当连坐不辞。”

　　候奏状到，朝廷下礼部贡院置簿，各分逐路抄录本人姓名，注举主官位姓名于其下，仍下本州出给公据，付本人收执。及令本州亦如贡院置薄抄录，准备开科场日考验公据。其举状既上之后，若所举之人犯赃私罪至徒以上，情理重及违犯名教，候断讫，仍收坐举主，奏乞朝廷取勘施行。其人未及第者减五等，已及第者减三等坐之，一如《举选人充京官法》。臣窃料此法初行，其奔竞属请，固不能免。若朝廷必坐举主，无有所赦，三五人后，自皆慎择其人，不敢妄举。如此，则士之居乡居家，独处闇室，立身行已，不敢不慎，惟惧玷缺有闻于外矣。

　　所谓“不言之教，不肃而成”，不待学官日训月察，立赏告讦，而士行自美矣。每遇开科场，其有举主者，自称应经明行修举，仍于所投家状前开坐举主官位姓名，有司捡会簿上合同，方许收接。其无举主者，只称“应乡贡进士举”，如常法。每举人三人以上，自相结为一保，止保委是正身，及是本贯，不曾犯真刑，无隐忧匿服，此外皆不保。

　　其本州及贡院考试，并依旧法，差封弥、誊录、监门、巡铺官程试之，严加检察，相聚传义、传本，怀挟代笔，违者扶出。第一场先试孝经、论语大义五道，内孝经一道，论语四道。先须备载正文，次述注疏大意，次引诸家异义，次以己见评其是非。以援据精详、理长文优者为通，其次为粗；援据疏略、理短文拙者为否。

　　三通以上为合格。不合格者先次驳放，合格者牓引次场就试，如旧试经学诸科法。或合格人数太少，则委试官临时短中求长，详酌放过。次场试尚书，次场试周礼，次场试仪礼，次场试礼记，次场试春秋，次场试周易大义各五道。令举人各随所习经书就试，考校过落，如《孝经》《论语》法。次场试论二道，一道于儒家诸子书内出题，一道于历代正史内岀题。次场试策三道，皆问时务。考策之日，方依解额及奏名人数定去留，编排高下，以经数多者在上，经数均以谕策理长文优者在上。其经明行修举人，并于进士前别作一项，出牓解发。及奏名至御前，试时务策一道。千字以上，封弥官于号上题所明经数及举主人数。候考校详定毕，编排之时，亦以经数多者在上；经数均以策理长文优者在上；文理均以举主多者在上。其经明行修举人，亦于进士前别作一项编排，先放及第。其推恩注官，比进士特加优异。它时选择清要官，馆阁、台谏等，并须先取经明行修人。

　　其举主姓名，常于官告前声说。如此，则举人皆务尊尚经术，穷圣人指趣，不敢不精；旁览子史，不敢不博；又不流放入于异端小说，讲求时务，亦不敢不知。所得之士，既有行义，又能明道，又能博学，又知从政，其为国家之用，岂不贤于今日之所取乎？所有今来乞复诗赋者，皆向日老举人，止习诗赋，不习经义，应举不得，故为此说，欲以动揺科场制度，为已私便。朝廷若不欲弃捐旧人，候将来科场进士有特奏名者，令试诗赋，随其优劣，等第推恩，亦无伤也。不可以此轻改成法，复从弊俗，误惑后生。若以为文章之士，国家所不可无，即乞试本经合格日，投状乞试杂文，于试论次场引试，或律诗，或歌行，或古赋，或颂，或铭，或赞，或四六表启，临时委试官出题目，试某文，定篇数字数，共须及五百字以上，取辞采高下者为合格，候得解及奏名及第日，编排姓名高下，各在数经同等人之上。如此，则文章之士亦不乏矣。至于律、令、敕、式，皆当官者所须，何必置明法一科，使为士者豫习之？

　　夫礼之所去，刑之所取，为士者果能知道义，自与法律冥合。若其不知，但日诵徒流绞斩之书，习鍜炼文致之事，为士已成刻薄，从政岂有循良？非所以长育人材，敦厚风俗也。朝廷若不欲废弃已习之人，其明法曾得解者，依旧应举，未曾得解者，不得更应，则收拾无遗矣。
　　臣愚所见如此，伏乞以臣所奏及礼部等官所议谤国子监门，及遍下诸州有州学处，牓州学门，令举人限一月内投状，指定何法为善，仰本州附递以闻。候到京齐足，更委其他执改，看详参酌，从长施行。取进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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