范仲淹与周骙推官书

与周骙推官书

　　六月十五日，同年弟范某再拜奉书于周兄：

　　去年秋，滕子京集李唐制书，得一千首，欧伯起请目之曰唐典。仆始末阅其本，而酌以重轻，请避尧、舜二典，曰有唐统制。伯起以书见让，谓典为是，谓制为非。仆亦辨而言焉，而伯起不释。今复遗书云：“中有册文十五，或因其旧名，可曰《有唐册制》。”仆前书云：“必以统制为非，则请别为之目。以典为名，孰敢闻命？”伯起谓典谟训诰，其来远矣。夫子因其旧史，优劣不存焉。

　　仆谓旧史之文，亦不苟作。圣人笔削经史，皆因其旧，可者从而明之，其不可者从而正之，未尝无登降之意也。是故言易则因先王之卦，从而赞之，有“圣人”、“有后”、有“君子”之辞焉；刊诗则因前人之作，从而次之，有国风、雅、颂之伦焉；修春秋则因旧史之文，从而明之，有褒贬之例焉。书亦史也，从而序之，岂独因其旧篇无优劣之意？仆谓典、谟、训、诰之文，或因其旧而次之，亦圣人之优劣也。伯起谓“夏有政典，周有六典。”仆谓政典者，果夏书耶？虞书耶？夏或有之，何不列之于书？或见删于圣人？此又不足称矣。

　　周之六典者，《周礼》云：“天官掌建邦之六典。”乃周之法度，书于典册，非记言之例也。夫子删书之际，六典不预焉。伯起又谓有汉典、魏典、晋典、梁典。仆谓此四典者，必文人苟作，或佞之于前，或失之于后，非其正史，君子不取也。自尧舜而后，历代之史无以典为名者，何哉？盖尊避尧舜，为万世之师，使后之明王有所稽仰，岂丘明、班、马之流，咸不到伯起之心邪？

　　伯起又谓“元结有《皇谟》，柳宗元有《平淮夷雅》。”元、柳，唐人也，而深于文，不曰典而曰谟，不曰颂而曰雅，二君诚不佞欤？伯起非唐人也，反为佞乎？以其册制特谓之典，岂有优劣之心乎？如有优劣之心，则不当以错综治乱之文，跻于三代之上，炳尧舜之光明。如当优劣之心，唐三百年册制之文，一旦易其名，则何以哉？进退无所据，而序引滋繁枝叶之云，不复详释，岂莠言乱正，学非而博者乎？将固有所激而极其理要乎？周兄积学于书，得道于心，览圣人之旨，如日星之昭昭，愿质其疑，使来者不敢窃乱于斯文，甚善甚善。

　　不宣。

　　某再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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