涑水记闻卷十五

卷十五

　　元丰三年，开封府界提点陈向建议，令民赀及三千缗者养战马一匹，民甚苦之。薛师正时为枢密副使，初无异议，及事已施行，向诣枢密院白事，师正欲厌众议，折难甚苦。向怒，以告谏官舒亶，劾奏师正为大臣，事有不可不面陈，而背诽以盗名。由是罢正议大夫，知颍州。谏官又言其罢黜之后，不杜门省咎，而宾客集其门日以百数，对客有怨愤语。改知随州。翰林学士、御史中丞李定坐不纠弹，落职知河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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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富公为人温良宽厚，泛与人语，若无所异同者。及其临大节，正色慷慨，莫之能屈。智识深远，过人远甚，而事无巨细，皆反复熟虑，必万全无失，然后行之。宰相自唐以来，谓之礼绝百僚，见者无长幼皆拜。宰相平立，少垂手扶之，送客未尝下阶。坐稍久，则吏从旁唱“宰相尊重”，客踧踖起退。及公为相，虽微官及布衣谒见，皆与之抗礼，引坐语从容，送之及门，视其上马乃还。自是群公稍稍效之，自公始也。自致仕归西都十余年，常深居不出。

　　晩年，宾客请见者，亦多谢以疾。所亲问其故，公曰：“凡待人无贵贱贤愚，礼貌当如一。吾累世居洛，亲旧盖以千百数，若有见有不见，是非均一之道。若人人见之，吾衰疾不能堪也。”士大夫亦知其心，无怨也。尝欲往老子祠，乘小轿过天津桥，会府中徙市于桥侧，市人喜公之出，随观之，于是安上门市为之空，其得民心也如此。及违世，士大夫无远近，识与不识，相见则以言，不相见则以书，更相吊唁，往往垂泣，其得士大夫心也又如此。呜乎！苟非事君尽忠，爱民尽仁，推恻怛至诚之心充于内而见于外，能如是乎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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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初，选人李公义陈言，请为铁龙爪以濬河。其法，用铁数斤为龙爪形，沈之水底，系絙，以船曳之而行。宫官黄怀信，以为铁爪只列于木下，如耙状，以石压之，两旁系大絙，两端钉大船，相距八十步，各用革车绞之，去来挠荡泥沙，已，又移船而濬之。事下大名安抚司，安抚司命金提司管勾官范子渊与通判、知县共试验之，皆言不可用。会子渊官满入京师，王介甫问子渊：“濬川铁耙、龙爪法甚善，何故不可用？”子渊因变言：“此诚善法，但当时同官议不合耳。”

　　介甫大喜，即除子渊都水外监丞，置濬川司，使行其法，听其指使二十人给公使库钱。子渊乃于河上令指使分督役卒，用二物疏濬，各置历，书其课曰：“某日以埽疏若干步，深若干尺。”其实水深则耙不能及底，虚曳去来；水浅则齿碍泥沙，曳之不动，卒乃反齿向上而曳之。所书之课皆妄撰，不可考验也。会都水监丞程昉建议于大名河曲开直河，既成，子渊属昉称“直河浅，牒濬川司使用耙濬之，庶几附以为功”，昉从之。既而奏上状，昉、子渊及督役指使各迁一官。

　　先是，大名河每岁夏水涨，则自许家港溢出，及秋水落，还复故道，皆在大堤之内。熙宁八年，子渊复求功，乃令指使讽诸埽申大名府云：“今岁七分入许家港，三分行故道，恐河势遂移，乞牒濬川司耙疏濬故道。”府司从之。是岁旱，港水所浸田不过万顷，子渊用耙不及一月而罢。九年，子渊上言：“去岁大河几移，赖濬川耙得复故道，出民田数万顷，其督役官吏，更乞酬奖。”事下都水监司保奏，称子渊等有奇功，乞加优赏。是时，天下皆言濬川铁耙、龙爪如儿戏，适足以资谈笑。王介甫亦颇闻之，故不信都水监之言，更下河北转运、安抚司令保奏。会介甫罢相，文潞公上言：“河水浩大，非耙可濬，秋涸故其常理，虽河滨甚愚之人，皆知濬川耙无益于事。臣不敢雷同保奏，共为欺罔。”奏上，上不悦，命知制诰熊本与都水、转运司按视濬川利害。

　　本乃与都水监主簿陈祐甫、河北转运司陈知俭共按问诸埽人，言：“八年，故河道水减三尺，耙未至间，已增二尺，耙至又增二尺。又从以前十年，水皆夏溢秋复，不惟此一年。”乃奏水落实非耙所致。子渊在京师，先闻之，遽上殿言：“熊本、陈知俭、陈祐甫意谓王安石出，文彦博必将入相，附会其意，以濬川耙为不便。臣闻本奉使按事，乃诣彦博纳拜，从彦博饮食，祐甫、知俭皆预焉，及屏人私语，今所奏必不公。且观彦博之意，非止言濬川耙而已。陛下一听其言，天下言新法不便者必蜂起，陛下所立之法大坏矣。”上以为然。于是知杂御史蔡确上言：“熊本奉使不谨，议论不公，乞更委官详定濬川是非。”

　　十年，诏命确与知检院黄履详定，有是非者取勘闻奏。确于是置狱，逮系证佐二百余人，狱踰半年不决。上又命内供奉官冯宗道试濬川耙于汴水，宗道辞以疾。上令俟宗道疾愈，必往试之，宗道乃请与子渊偕往。每料测量有深于旧者，有不增不减者，大率三分各居其一。宗道每日据实奏闻，上意稍悟，治狱微缓。会荥泽河堤涨急，诏判都水监俞充往治之。河危将决，赖用濬川耙疏导得免。具图以闻，上嘉之，于是治狱益急。时郊赦将近，诏濬川事不以赦原。狱具，子渊坐上言诈不实，熊本、陈祐甫坐附会违制，陈知俭坐报制院不实。元丰元年正月辛未，敕：“熊本落知制诰，夺一官，以屯田员外郎分司；范子渊、陈祐甫夺二官，职任如故；陈知俭夺一官充替。”

　　（知俭云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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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前判都水监李立之云：介甫前作相，尝召立之问曰：“有建议欲决白马河堤以淤东方之田者，何如？”立之不敢直言其不可，对曰：“此策虽善，但恐河决，所伤至多。昔天圣初，河决白马东南，泛滥十余州，与淮水相通，徐州城上垂手可掬水，且横贯韦城，断北使往还之路，无乃不可？”介甫沈吟良久，曰：“听使一淤何伤，但恐妨北使怒耳。”乃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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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集贤校理刘贡父好滑稽，尝造介甫，值一客在座，献策曰：“梁山泊决而涸之，可得良田万余顷，但未择得便利之地贮其水耳。”介甫倾首沈思曰：“然安得处所贮许水乎？”贡父抗声曰：“此甚不难。”介甫欣然以为有策，遽问之，贡父曰：“别穿一梁山泊，则足以贮此水矣。”介甫大笑，遂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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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介甫秉政，凤翔人献策：“陕西南有涧水，西流入河，若疏导使深，又凿陕右山使通谷水，因道大河东流入谷水，自谷入洛，至巩复会于河，以通漕运，可以免砥柱之险。”介甫以为然，敕下京西、陕西转运司差官相度。京西差河南府户曹王泰。王泰欲言不便，则恐忤朝廷获罪；欲言便，则恐为人笑，乃申牒言：“今至谷水上流相度，若疏引大河水得至渑县境入谷水，委实便利可行。”盖出渑县境，则陕右大山，属陕西路故也。陕西言不可行，乃止。

　　祖宗以来，汴口每岁随河势向背改易，不常其处，于春首发数州夫治之。应舜臣上言：汴口得便利处，可岁岁常用，何必屡易，公私劳费。盖汴口官吏欲岁兴夫役，以为己利耳。今訾家口在孤柏岭下，最当河流之冲，水必不至乏绝。自今请常用之，勿复更易。或水小，则为辅渠于下流以益之；大则置斗门以泄之。介甫善其议而从之。擢舜臣权三司判官。

　　后岁，介甫出知江宁，会汴水大涨，京师忧惧，朝廷命判都水监少卿宋昌言往视之。昌言白政府，请塞訾家口，独留辅渠，韩子华、吕吉甫皆许之。时监丞侯叔献适在外，不预议。昌言至汴口，牒问提举汴口官王珫等二口水势，珫等报“訾家口水三分，辅渠水七分。”昌言遂奏塞訾家口，朝廷从之。叔献素与昌言不协，及介甫再入相，叔献谮昌言附会韩、吕塞訾家口，故变易相公在政府所行事。介甫怒，昌言惧，求出，得知陕州。会熙宁八年夏，河背新口，汴水绝，叔献屡上言，由昌言塞訾家口所致。朝廷命叔献开之，既通流，于是昌言及王珫各降一官。昌言乃徙都判监李立之仍出知陕，以叔献代之。立之未离京师，河背訾家口，汴水复绝，一如前日。朝廷更命叔献开之，亦不罪叔献也。

　　（立之云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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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元丰元年春，塞汴河，诏发民夫五十万，役兵二十万，云“欲凿故道以导河北行，不行则决河北岸王莽河口，任其所至，恐其浸淫南及京城”故也。天章阁待制韩缜、都水监丞刘璯、河北运判汪辅之掌之。

　　（邦彦云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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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旧制，河南、河北，曹、濮以西，秦、凤以东，皆食解盐；益、梓、利、夔四路皆食井盐，河东食土盐，其余皆食海盐。自仁宗时，解盐通商，官不复榷。熙宁中，市易司始榷开封、曹、濮等州及利、益二路，官自运解盐卖之。其益、利井盐，俟官无解盐，即听自卖。九年，有殿中丞张景温建议，请榷河中等五州官自卖盐，增重其价，民不肯买，乃课民日买官盐，随其贫富作业为多少之差。有买卖私盐，听人告讦，重给赏钱，以犯人家财充赏。官盐食之不尽，留经宿者，同私盐法。

　　于是民间骚怨。盐折钞，旧法每席六缗，至是才直二缗有余，商人不入粟，边储失备。朝廷疑之，乃召陕西东路转运使皮公弼入议其事。公弼极陈其不便，有旨令于三司议之。三司使沈括以向附介甫意，言景温法可行，今不可改，尽言其非，而更为别札，称“据景温申，官卖盐岁获利二十余万缗，今通商则失此利。”再取旨，上复令与公弼议之，公弼条陈实无此利。于是罢开封、河中等州、益州等路卖盐，独曹、濮等数州行景温之法。

　　（公弼云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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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吴仲卿、蔡中正等为枢密副使，上言请废河南北监牧司。文潞公为枢密使，以为不可。元厚之为翰林学士，与曾孝宽受诏详定，厚之计其吏兵之禄及牧田可耕种，所以奏称“两监岁费五十六万缗，所息之马用三万缗可买。”诏书废天下马监，止留沙苑一监，选其马可充军马用者，悉令送沙苑监，其次给传置，其次斥卖之。牧田听民租佃，仍令转运司输每岁所有五十三万缗于市易务。马既给诸军，则常给刍粟及缣帛粮饷，所省费甚广。诸监马送沙苑者止四千余匹，在道羸死者殆半，国马尽于此矣。时熙宁八年冬也。

　　（马士宣云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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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熙宁初，余罢中丞，复归翰林。有成都进士李戒投书见访，云：“戒少学圣人之道，自谓不在颜回、孟轲之下。”其词孟浪，高自称誉，大率如此。又献《役法大要》，以为“民苦重税，但闻有因役破产者，不闻因税破产也。请增天下田税钱谷各十分之一，募人充役。仍命役重轻分为二等，上等月给钱千五百，谷二斛，中下等以是为差。计雇役犹有羡余，可助经费。明公倘为言之于朝，幸而施行，公私不日皆富贵矣。”余试举一事难之曰：“衙前有何等？”戒曰：“上等。”余曰：“今夫衙前掌官物，贩夫者或破万金之产，彼肯顾千五百钱、两斛之谷来应募耶？”戒不能对。余因谢遣之曰：“仆已去言职，君宜诣当官献之。”

　　居无何，复来投书曰：“三皇不圣，五帝不圣，自生民以来，惟孔子为圣人耳。孔子没，孟轲以降，盖不足言。今日复有明公，可继孔子者也。”余骇惧，遽还其书，曰：“足下何得为此语？”固请留书。余曰：“若留君书，是当此而有之也，死必不敢。”又欲投余左右，余叱左右使勿接，乃退。余以其狂妄，常语于同列，以资戏笑。时韩子华知成都，戒亦尝以此策献之，子华大以为然。及入为三司使，欲奏行之，余与同列共笑且难，子华意沮，乃止。及介甫为相，同置制三司条例司，为介甫言之，介甫亦以为然，雇役之议自此起。时李戒已得心疾，罢举归成都矣。

　　（自见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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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介甫之再入相也，张谔建言：“往者衙前经历重难，皆得场务酬奖，享利过厚。其人见存者，请依新法据分数应给钱缗外，余利追理入官，谓之打抹。专委诸州长吏检括，如有不尽，以违制罪之，不以赦降出官原免。”于是诸州竞为刻剥，或数十年前尝经酬奖，今已解役，家赀贫破，所应输钱有及二三千缗者，往往不能偿而自杀。介甫申明按问，欲举之法，曰：“虽经拷掠，终是本人自道，皆应减二等。”由是刦贼盗无死者。

　　（刘鸣玉云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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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先朝以来，夔州路减省赋，上供无额，官不榷酒，不禁茶盐，务以安远人为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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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熙宁八年五月，内批：张方平枢密使。介甫即欲行文书，吉甫留之曰：“当俟晩集更议之。”因私语介甫曰：“安道入，必为吾属不利。”眀日再进呈，遂格不行。

　　（君贶云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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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三司使章惇尝登对，上誉张安道之美，问识否，惇退以告吉甫。明旦，吉甫与安道同行入朝，因告以上语，且曰：“行当大用矣。”安道缩鼻而已。其暮，安道方与客坐，惇通刺入门谒见，安道使谢曰：“素不相识，不敢相见。”惇惭怍而退。故蔡承禧弹惇曰：“朝登陛下之门，暮入惠卿之室。”为此也。由是上恶惇，介甫恶安道，未几皆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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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介甫初参大政，章辟光上言：“岐王、嘉王不宜居禁中，请使出居于外。”太后怒，与上言：“辟光离间兄弟，宜加诛窜。”辟光扬言：“王参政、吕惠卿来教我上此书，今朝廷若深罪我，我终不置此二人。”惠卿惧，以告介甫。上欲窜辟光于岭南，介甫力营救，止降监当而已。吕献可攻介甫，引辟光之言以闻于上，献可坐罢中丞，知邓州。苏子容当草制，曾鲁公召谕之曰：“辟光治平四年上书，当是时，介甫犹在金陵，惠卿监杭州酒，安得而教之？”故其制词云：“当小人交构之言，肆罔上无根之语。”制出，士大夫颇以子容制词为非，子容以鲁公之言告，乃知治平四年辟光所上言他事，非言岐、嘉者。子容深悔之，尝谓人曰：“介甫虽黜逐我，我怨之不若鲁公之深也。”

　　（王兖云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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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韩魏公判相州，有三人为刦，为邻里所逐而散。既而为魁者谓其徒曰：“自今刦人，有救者先杀之。”众诺。他日，又刦一家，执其老妪，搒捶求货。邻人不忍，共传呼来语贼曰：“此妪更无他货，可惜搒死。”其徒即刺杀之，州司皆处三人死刑。堂后官周清，本江宁法司，后为兵司大将，王介甫引置中书，且立法云：“若刑房能驳正大理寺及刑部断狱违法得当者，一事迁一官。”故刑房吏日取旧案，吹毛以求其失。清以此自大将四年迁至供备库使，行堂后官事。清驳之曰：“新法，凡杀之人虽已死，其为从者被执，虽经拷掠，苟能先引服，皆从按问，欲举律减四等。今盗魁令其从云有救者先杀之，则魁当为首，其从用魁言杀救者，则为从。又至狱先引服，当减等，而相州杀之，刑部不驳，皆为失入死罪。”

　　事下大理，大理以为：“魁言有救者先杀之，谓执兵杖来斗者也。今邻人以好言劝之，非救也。其徒自出己意手杀人，不可为从。相州断是。”详断官窦平、周孝恭以此白检正刘奉世，奉世曰：“若为法官自图，何必相示？”二人曰：“然则不可为失入。”奉世曰：“君自当依法，此岂必欲君为失入耶？”于是大理奏相州断是。清执前议再驳，复下刑部新官定，刑部以清驳为是，大理不服。

　　方争论未决，会皇城司奏相州法司潘开赍货诣大理行财枉法。初，殿中丞陈安民签书相州判官日，断此狱，闻周清驳之，惧得罪，诣京师，历抵亲识求救。文潞公之子大理评事文及甫，乃陈安民之姊子，吴冲卿之壻也。冲卿时为首相，安民以书召开云：“尔宜自来照管。法司。”竭其家赀入京师，欲货大理吏，求问息耗。相州人高在等在京师为司农吏，利其货，诡托书吏数人，共耗用其物，实未尝见大理吏也，为皇城司所奏，言赍三十余缗行求大理。事下开封府，按鞫，无行赂状，惟得安民与开书。谏官蔡确知安民与冲卿有亲，乃密言事连大臣，非开封可了，乃移其狱下御史台司，旬有数日，所按与开封无异。会冲卿在告，王珪奏令确共按之，与寺丞刘仲弓推鞫，收大理寺评断官窦平、周孝恭等，枷缚暴于日中，凡五十七日，求其受贿事，皆无状。

　　中丞邓润甫夜闻掠囚声，以为平、孝恭等，其实他囚也。润甫心非确所为惨刻，而力不能制。确引陈安民置枷于前而问之，安民惧，具道尝请求文及甫，及甫已白丞相，丞相甚垂意。确得其辞甚喜，遽欲与润甫登对奏之，言丞相受请枉法，润甫止之。明日，润甫在经筵，独奏：“相州狱事甚微，大理实无受赂事，而蔡确深探其狱，滋蔓不已。窦平等皆朝士，搒掠身无完肤，皆衔冤自诬，乞早结正。”上甚骇异。明日，确欲登对，上使人止之，不得前，命谏官黄履、监察御史黄亷、御药李舜举同诣台按验。三人与润甫、确坐庑下，约都不得语，引囚于前，读示以所承之词，令实则书实，虚则自陈冤。囚畏狱吏之酷，皆书款引实，验拷掠之痕则无之。履等还奏，确又上书：“陈安民请求文及甫，事连宰相，邓润甫党附执政，不欲推究，故早求结正。”上遂大怒，以润甫为面谩，确为忠直。

　　元丰元年四月丙辰，润甫落翰林学士、中丞，以右谏议大夫知抚州。告词曰：“奏事不实，奉宪失中。言涉诋欺，内怀顾避。”中允、监察里上官均亦尝上言确按狱深刻，降授光禄寺丞、知邵武军光泽县。告词曰：“不务审克，苟为朋附。俾加阅实，不如所言。”确自右正言除右谏议、权中丞。确遂收文及甫系狱。及甫惧，亦云尝白丞相，言固是。

　　又云尝属冲卿子郡牧判官、太常博士安持。确又收刑房检正刘奉世。奉世先为枢府检详，冲卿自枢府入相，奏为检正，雅信重之。确令大理称受奉世风旨，出相州狱。奉世惧，亦云于起居日尝受安持属请，又欲收安持。上不许，令即讯。安持恐被收，亦言尝以属奉世。时三司使李承之、副使韩忠彦皆上所厚，承之尝为都检正，忠彦，韩公之子也，确皆令囚引之。承之知之，数为上言确险诐之情，上意亦解，趣使结正。

　　六月己丑，刘奉世落直史馆，监吴安持夺一官，降监当，文及甫冲替，陈安民追停，韩忠彦赎铜十斤，自余连坐者十余人。周清迁一官。冲卿上表请退，及阁门待罪者三四日，上辄遣中使召出，令视事。确屡帅台谏官登对，言罪吴安持太轻。上曰：“子弟为亲戚所属请，不得已而应之，此亦常事，何足深罪？卿辈但欲共攻吴充出之，此何意耶？”以确所弹奏札还之，言者乃止。

　　（公廉、李举之、王得臣、伯淳、冯如晦云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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